第148章 觚哉：名实之间的千年叩问（3 / 6）

践。他在秦国推行“军功爵制”，规定“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将爵位（名）与军功（实）严格挂钩，彻底打破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史书载，秦军士兵“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正是这种“以实定名”的激励效果。他还设立“告奸”制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确保法律条文（名）与执行（实）一致。司马迁评价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可见“循名责实”的成效。

但商鞅的“正名”过于刚性，只重“实”而轻“名”的教化功能。他统一度量衡时，只规定“度、量、衡”的标准——“一尺约合23.1厘米，一升约合202毫升”，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礼制内涵，甚至“燔诗书而明法令”，焚烧儒家典籍。赵良曾劝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不听，最终被车裂，印证了“正名”不能仅靠强制，还需兼顾“名”的象征意义，正如觚的形制既要规范，也要保留其承载的文化记忆。

汉代的“春秋决狱”，开创了“以名正实”的司法传统。董仲舒提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据行为的动机（名）与结果（实）来定罪。《太平御览》记载一案例：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按律甲应处死刑。董仲舒却以《春秋》“父为子隐”为由，认为甲“非律所谓殴父也”——甲的动机是救父而非伤父，“名”（动机）为“救”，故“实”（定罪）不应为“殴父”，最终判甲无罪。这种“原心定罪”，通过《春秋》的“大义”（名）来纠正法律条文（实）的僵化，体现了“名”对“实”的引导作用。

唐代的《唐律疏议》，是“名实相符”的制度巅峰。这部法典开篇即“名例律”，明确“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将“名”的定义与“实”的量刑严格对应。如对“谋反”的定义：“谓谋危社稷”，解释为“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从“名”的内涵到“实”的惩处（凌迟）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更可贵的是，它还设“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的原则，通过类比确保“名实相符”无死角，形成“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法者定名，刑者正实”的体系。

宋代的程朱理学，则从哲学层面“正名”。朱熹提出“理一分殊”，认为“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正如觚有觚之理，爵有爵之理，“名”是“理”的体现，“实”是“理”的落实。他编订《家礼》，规范“冠婚丧祭”的礼仪，甚至细化到“深衣”的尺寸“袂之长短，举之及肘；袷之高下，及腰而已”、“丧服”的布料“斩衰用粗麻布，齐衰用稍细麻布”。他说“礼即理也”，试图通过“正”日常生活之“名”，来涵养人心之“实”，这是对孔子“觚不觚”之叹的哲学回应。

明代的张居正改革，以“考成法”践行“循名责实”。他规定“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即对官员的职责（名）与政绩（实）进行量化考核。如规定“河道修治须三月完工，逾期未竣者，巡抚罚俸三月”。他还设立“随事考成”制度，“月有考，岁有稽”，使“名实不相符者，查参究治”。这种制度设计，直指明代官场“因循苟且”“名实背离”的积弊——如官员“报喜不报忧”，水灾只报“淹没田亩十之三”，实则过半；征税只报“已征八成”，实则不足六成。张居正的改革正如将变形的觚重新校准，短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