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觚哉：名实之间的千年叩问（4 / 6）

使明朝出现“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的中兴气象。

这些历史实践表明，“正名”不是复古守旧，而是根据时代需要调整“名”与“实”的关系：有时需要“以名正实”（如董仲舒），用理念引导实践；有时需要“以实正名”（如商鞅），用实践修正理念；更多时候则是“名实互证”（如《唐律疏议》），使二者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的智慧，正是中华文明应对“不觚”困境的核心方案。

四、形制之变与精神之守：器物演变中的永恒

觚的形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从商代的繁复到西周的简化，从春秋的变形到秦汉的消失（被爵、觯取代），再到宋代以后的仿古复制，但它承载的“名实相符”精神却始终未变。这种“形制可变，精神恒在”的现象，揭示了应对“不觚”困境的深层智慧——重要的不是固守形式，而是守住形式背后的核心价值。

汉代虽无实用觚，但“正名”精神体现在铜器铸造中。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虽非礼器，却在山峦纹饰中融入“昆仑”意象，炉盖的烟雾从山峦间升起，象征“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的传统；炉座的盘龙纹则对应“四神拱卫”的礼制，使“名实相符”从酒器延伸到熏香器。马王堆汉墓的“漆绘食案”，长70厘米，宽40厘米，虽形制与西周礼器不同，却严格遵循“食不言，寝不语”的礼仪规范——案上杯盘摆放“左酒右食”，与《礼记?曲礼》“进食之礼，左殽右胾”完全一致，仍体现“尊左卑右”的等级观念。这说明汉代虽“器变”，却未“道变”，正如孔子所希望的“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形式可简，精神不可失。

唐代的“唐三彩”虽多为冥器，却暗含“名实”考量。西安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俑”，骆驼上的乐师分坐两侧，中间舞者姿态谦卑，这种“左右对称、中为尊”的布局暗合“君臣有序”的礼制；乐师所持乐器“琵琶、箜篌、笛”，皆为宫廷雅乐之器，而非民间俗乐，确保“名”（宫廷乐俑）与“实”（乐器组合）相符。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虽为瓷器取代了青铜，但其“秘色”之名（意为“皇家专用，秘而不宣”）与其供奉佛骨的功能（实）完美对应——考古发现的14件秘色瓷，器形规整，釉色青碧，与文献“类玉类冰”的记载完全一致，体现了“名实相符”在新器物中的延续。

宋代的“仿古礼器”运动，更显对“觚”之精神的回归。宋徽宗命人编撰《宣和博古图》，收录历代青铜器839件，其中对“觚”的形制考证尤为详细：“觚，酒器也，所以礼天地、事鬼神、和人伦者也。其制上圆下方，体象天地，容量二升，应乎中和。”他还命汝窑、官窑仿制古觚用于祭祀，考古发现的“宋仿商觚”，虽纹饰简化，却严格遵循“高30厘米、口径15厘米”的古制，甚至刻意模仿商代的“范铸痕迹”，使其“名”（仿古礼器）与“实”（祭祀功能）相符。虽然后世批评其“泥古不化”，但这种努力背后，是对“名实相符”精神的坚守。

元明清时期，觚的形制进一步艺术化，却仍未失其“神”。元代的“青花觚”，纹饰变为“松竹梅”“缠枝莲”，但“上宽下窄”的基本造型仍未变，象征“谦尊而光”的伦理；清代的“珐琅彩觚”，器身多绘“婴戏图”“花鸟纹”，功能变为陈设器，但其“对称平衡”的美学仍暗合“礼者，天地之序也”的传统。乾隆年间的“仿青铜釉觚”，甚至在器身刻“大清乾隆仿古”款，明确“名”（仿古）与“实”（创新）的关系——既不隐瞒时代，又不背离传统，这种“明变守常”的智慧，对当代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极具启示。

当代的“文创产品”中，也可见“觚”之精神的延续。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角楼咖啡杯”，杯身图案严格按照角楼“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结构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