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觚哉 名实之间的千年叩问（4 / 9）

载的文化记忆。

汉代的“春秋决狱”

，开创了“以名正实”

的司法传统。

董仲舒提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即根据行为的动机（名）与结果（实）来定罪。

《太平御览》记载一案例：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按律甲应处死刑。

董仲舒却以《春秋》“父为子隐”

为由，认为甲“非律所谓殴父也”

——甲的动机是救父而非伤父，“名”

（动机）为“救”

，故“实”

（定罪）不应为“殴父”

，最终判甲无罪。

这种“原心定罪”

，通过《春秋》的“大义”

（名）来纠正法律条文（实）的僵化，体现了“名”

对“实”

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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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唐律疏议》，是“名实相符”

的制度巅峰。

这部法典开篇即“名例律”

，明确“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

，将“名”

的定义与“实”

的量刑严格对应。

如对“谋反”

的定义：“谓谋危社稷”

，解释为“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

为子为臣，惟忠惟孝。

乃敢包藏凶慝，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

，从“名”

的内涵到“实”

的惩处（凌迟）都规定得清清楚楚。

更可贵的是，它还设“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

的原则，通过类比确保“名实相符”

无死角，形成“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法者定名，刑者正实”

的体系。

宋代的程朱理学，则从哲学层面“正名”

。

朱熹提出“理一分殊”

，认为“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

，正如觚有觚之理，爵有爵之理，“名”

是“理”

的体现，“实”

是“理”

的落实。

他编订《家礼》，规范“冠婚丧祭”

的礼仪，甚至细化到“深衣”

的尺寸“袂之长短，举之及肘；袷之高下，及腰而已”

、“丧服”

的布料“斩衰用粗麻布，齐衰用稍细麻布”

。

他说“礼即理也”

，试图通过“正”

日常生活之“名”

，来涵养人心之“实”

，这是对孔子“觚不觚”

之叹的哲学回应。

明代的张居正改革，以“考成法”

践行“循名责实”

。

他规定“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

，即对官员的职责（名）与政绩（实）进行量化考核。

如规定“河道修治须三月完工，逾期未竣者，巡抚罚俸三月”

。

他还设立“随事考成”

制度，“月有考，岁有稽”

，使“名实不相符者，查参究治”

。

这种制度设计，直指明代官场“因循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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