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觚哉 名实之间的千年叩问（3 / 9）

责。

伦理层面的“不觚”

更触目惊心。

《礼记?檀弓》记载，春秋时有个叫“黔娄”

的人去世，其妻按照他的遗愿“不封不树”

（不堆坟头不种树），却有人指责“夫鲁有初，公仪仲子之丧，舍其孙而立其子，孔子曰‘何哉，不使其子主之而使其孙主之’”

，可见连丧礼这种最私人的伦理行为，都出现了“名实不符”

的混乱。

更有甚者，卫宣公为娶儿媳宣姜而筑新台，《诗经?邶风?新台》讽刺“新台有泚，河水弥弥。

燕婉之求，籧篨不鲜”

，直指“父娶子妻”

的名实颠倒。

面对这种全面的“不觚”

，不同学派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道。

道家主张“绝圣弃智”

，认为“名”

本身就是束缚，《老子》“名可名，非常名”

，要回归自然本真；墨家强调“兼爱”

“非攻”

，试图用实用主义打破等级虚名，《墨子?小取》“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

，注重名实的对应；法家则干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以法律取代礼制，《韩非子?定法》“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

而孔子选择的是“正名”

——通过恢复“名”

与“实”

的对应，重建社会秩序，这正是他周游列国宣扬“仁”

“礼”

的深层动因。

三、循名责实：历史中的纠偏之路

“觚不觚”

的困境，并非春秋独有，而是贯穿中国历史的永恒命题。

每当社会出现“名实错位”

，总会有智者站出来“循名责实”

，试图将变形的“觚”

重新塑回应有的形制。

从战国的商鞅变法到汉代的“春秋决狱”

，从唐代的《唐律疏议》到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本质上都是对“不觚”

的纠正，是“正名”

传统的延续。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是“循名责实”

的激进实践。

他在秦国推行“军功爵制”

，规定“斩一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

，将爵位（名）与军功（实）严格挂钩，彻底打破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

制。

史书载，秦军士兵“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正是这种“以实定名”

的激励效果。

他还设立“告奸”

制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确保法律条文（名）与执行（实）一致。

司马迁评价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可见“循名责实”

的成效。

但商鞅的“正名”

过于刚性，只重“实”

而轻“名”

的教化功能。

他统一度量衡时，只规定“度、量、衡”

的标准——“一尺约合1厘米，一升约合202毫升”

，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礼制内涵，甚至“燔诗书而明法令”

，焚烧儒家典籍。

赵良曾劝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商鞅不听，最终被车裂，印证了“正名”

不能仅靠强制，还需兼顾“名”

的象征意义，正如觚的形制既要规范，也要保留其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