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君子不陷 仁与智的辩证（3 / 8）

北海（贝加尔湖）牧羊，“羝乳乃得归”

（公羊产乳才放归），他仍“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

这种“逝”

于绝境的坚守，不是愚忠，而是对“汉使”

身份的清醒认知——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维护汉匈和平，而非无谓牺牲。

苏武最终在始元六年归汉，须尽白却初心不改，昭帝命其“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

，这种“逝”

的担当，换来了民族尊严的维护。

唐代的狄仁杰，在来俊臣诬陷下入狱，面对“认罪可免死”

的诱惑，他假意认罪却暗中写下冤状，藏于绵衣中，让儿子狄光远呈给武则天，“则天览之恻然，乃召见仁杰，谓曰‘卿承反何也？’对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矣’”

，最终平反昭雪。

这种“逝”

入险境却留有后手的智慧，打破了“要么赴死要么屈节”

的二元对立，展现了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的灵活性。

狄仁杰后来复任宰相，推动武则天还政李唐，他对武则天说“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

大帝以二子托陛下。

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

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

，可见“可逝也”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大的仁道。

宋代的包拯，在弹劾权贵时展现“可逝”

的勇气。

他弹劾张尧佐（宋仁宗宠妃张氏之叔）任三司使，认为其“凡庸之人，只因宠私，骤居要职”

，连续三次上书，甚至在朝堂上与仁宗争执，“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

，最终迫使张尧佐辞职。

包拯的“逝”

，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基于对“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的坚守，他知开封府时“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却也制定“包待制知开封府，人莫敢犯，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的制度，以智慧保障担当的成效。

这些历史案例表明，“可逝也”

的“逝”

，是基于道义的主动选择：它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对“仁”

的践行；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对责任的担当。

正如孔子所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这里的“杀身成仁”

，是在绝境中对仁的坚守，而非主动跳入“井中”

的愚行。

三、不可陷也：智者的明辨之慧

“不可陷也”

，是孔子对仁的重要限定——真正的仁者，懂得保护自己以持续践行仁道，而非陷入无法自拔的绝境。

战国时期的孟子，曾对齐宣王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强调仁需要智慧的引导，否则便会“陷溺其心”

。

“陷”

字本义为“坠入陷阱”

，《说文解字》“陷，高下也”

，引申为陷入困境，孔子用“不可陷”

警示弟子：仁爱若失去理智的约束，终将沦为灾难。

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便是“陷而不悟”

的反面教材。

泓水之战（前638年）中，楚军渡河时，公子目夷建议“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