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十室之邑好学之光不灭（3 / 8）

p>他的好学，已经越了知识的层面，升华为一种精神的修炼。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却始终带着书箧上路。

他在《与友人书》中描述自己的求学经历：“马背为纸，枯枝为笔，遇有心得，即书于衣袂。”

在《日知录》的自序中，他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

其有不合，时复改定。”

这种“苟日新，日日新”

的治学态度，让他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鼻祖。

顾炎武在游历北方时，曾在山东章丘的长白山下住过一段时间，当地百姓回忆，他“每日天未明即起，登山观日出，归则读书至深夜。

有时为了考证一个典故，会徒步数十里去向当地的老者请教”

。

他的好学，不仅在于勤奋，更在于严谨。

近代学者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却仍坚持着述。

他的助手回忆：“先生虽目盲，然记忆惊人，每论一事，必引经据典，核对无误而后已。”

在《柳如是别传》的撰写过程中，他为了考证一个细节，让助手诵读相关典籍达数十遍，这种“皓穷经”

的精神，正是“好学”

二字在近代的最好诠释。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对学生说：“读书先识字，识字先识音。

一字不识，何以读书？”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弄清一个古字的读音和含义，常常查阅数十种文献，直到完全弄明白为止。

即使在失明后，他也没有放弃学习，而是通过听书、口述等方式继续研究，他的这种精神，让无数后学深受感动。

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博物馆，保存着一本清代的东巴经手抄本。

经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和士成的普通纳西族人，他在序言中写道：“吾家十室之宅，世代以耕读为业。

虽无名师，然每得一书，必父子相传，昼夜诵读。”

这种在少数民族地区延续的好学传统，证明孔子所说的“十室之邑”

的好学精神，早已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

和士成生活的年代，纳西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学校，他就自己在家中教子女学习东巴文。

据他的后人回忆，“祖父常常在火塘边教我们认字，每一个字都要讲出它的来历和含义，直到我们完全理解为止”

。

和士成的好学，不仅传承了纳西族的文化，也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清代的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了极致的好学精神。

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为了写好书中的诗词，他“遍读唐诗宋词，学习其格律意境”

；为了描写贵族生活，他“走访故老，了解旧时礼仪习俗”

。

在《红楼梦》的手稿中，有许多修改的痕迹，有的诗词改了几十遍，有的情节调整了多次，可见他对创作的精益求精。

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在《题芹圃画石》中写道：“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

这种将学问融入创作的精神，让《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

四、市井中的智慧

清代乾隆年间，北京琉璃厂有一家名为“汲古阁”

的书铺，掌柜的是位名叫张松年的普通商人。

他虽未考取功名，却精通版本目录之学。

学者戴震曾在日记中记载：“松年虽市井人，然于古籍版本之辨，远胜许多儒生。

每与论学，必出新见，皆由平日留心钻研所致。”

这种在市井中孕育的学问，让“十室之邑”

的好学精神有了更鲜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