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义利之辨 千年哲思的时代回响（2 / 8）

理论体系。

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孟子直言“王！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旗帜鲜明地强调“义”

应优先于“利”

。

他认为，人天生具有“四端”

之心，其中“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这种道德本能使人们能够辨别行为的是非善恶。

当面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的抉择时，孟子主张“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将“义”

提升到越生命的崇高地位。

在《孟子?滕文公上》中，他提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承认物质利益对民生的基础性作用，但强调统治者应通过“制民之产”

“薄税敛”

等“义政”

，保障百姓的合理利益。

孟子还以“五十步笑百步”

的比喻，批评梁惠王只关注军事利益，而忽视百姓疾苦的做法，指出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行仁义、施德政。

这种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思想，使儒家义利观成为完整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

二、历史长河中的义利实践：治世与衰世的镜像

（一）汉唐治世：义利平衡的典范

汉文帝刘恒的治国实践，堪称义利平衡的楷模。

他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废除苛政，减轻田赋，将“义”

落实为“忠”

于百姓的责任。

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意获罪，其小女儿淳于缇萦上书愿为官婢替父赎罪，汉文帝被这份孝心与勇气打动，不仅赦免了淳于意，更借此契机推动刑法改革，废除肉刑。

这种“哀怜悲其意”

的宽恕之举，既彰显了仁德，又稳定了民心。

在经济上，汉文帝推行“与民休息”

政策，开放山林川泽供百姓渔猎樵采，在保障国家税收的同时，促进了民间经济展。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汉文帝还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在位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等都没有增加，为天下百姓树立了节俭的榜样，实现了义与利的良性互动。

唐代贞观年间，魏征以“忠”

谏闻名，他多次提醒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

唐太宗虚心采纳谏言，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保障农民利益；同时完善科举制度，打破门阀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晋升通道。

在民族政策上，唐朝推行“华夷一体”

，文成公主入藏，带去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官员，如突厥人阿史那社尔为将领。

这些举措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又促进了民族融合，展现出越狭隘利益的大义。

魏征病逝后，唐太宗感慨“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这种君臣之间基于道义的良性互动，为“贞观之治”

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贞观年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载“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

，成为中国历史上义利平衡、国家治理的典范时期。

（二）宋明衰世：义利失衡的警示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围绕“义利之辨”

展开了激烈争论。

王安石主张“理财为方今先急”

，推行青苗法、市易法等改革措施，试图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