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义利之辨 千年哲思的时代回响（1 / 8）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一、义利观的哲学溯源：从天命到人性的探索

（一）商周时期的义利萌芽：天命与德政的交织

在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现场，考古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层层甲骨，那些镌刻其上的“羛”

字，如同穿越三千年时光的文明密码。

殷商时期，祭祀被视为沟通天人的神圣仪式，商王通过灼烧龟甲兽骨，根据裂纹走向占卜吉凶。

甲骨卜辞中常见“王其田，亡灾？”

“帝降若（诺）？”

的记载，反映出当时人们坚信田猎收获、战争胜负等利益获取，皆取决于是否遵循天命。

在这种观念下，违背天命的行为不仅会招致灾祸，更被视为严重的不义之举，会受到神灵的惩罚。

西周建立后，周人在继承殷商天命观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革新。

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其内壁铭文中“唯王初壅，宅于成周。

复禀王礼，赐贝十五朋”

的记载，不仅是周成王营建成周的历史见证，更揭示出“以德配天”

的治国理念。

周公旦制礼作乐，将“义”

从单纯的宗教仪式规范，转化为涵盖政治、伦理、经济等各方面的社会准则。

《尚书?康诰》中“惟命不于常，汝念哉！”

的告诫，强调天命并非永恒不变，统治者唯有以“敬天保民”

的仁德治理国家，方能获得天命眷顾。

这种将“义”

与“德政”

紧密结合的思想，使“义”

成为衡量利益获取是否正当的要标准，也为后世儒家义利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孔子的义利革命：从天道到人道的转向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社会陷入“上下交征利”

的混乱局面。

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人口和财富，频繁动战争，传统的义利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孔子目睹“八佾舞于庭”

的僭越乱象，深感恢复社会秩序的紧迫性。

他在杏坛讲学，以“有教无类”

的理念广收门徒，打破了“学在官府”

的垄断，将“义利之辨”

从天命神学引入人性领域。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一论断并非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

孔子认为，君子以“义”

作为行为准则，追求符合道德规范的价值；小人则沉溺于物质利益，忽视行为的正当性。

他进一步阐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承认人对利益的合理需求，但强调必须通过“义”

的途径获取。

在周游列国时，孔子多次面临利益诱惑。

卫灵公许以高官厚禄，前提是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毅然拒绝，践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的信念。

在陈绝粮时，弟子们饥肠辘辘，甚至对人生信念产生动摇，但孔子依然坚持讲学，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对“义”

的坚守。

这种身体力行的示范，赋予“义利之辨”

强大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孟子的义利深化：人性本善的理论建构

孟子继承并展了孔子的义利观，将其与“性善论”

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儒家义利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