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以礼让兴国 儒家治世智慧的现代之光（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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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贞观之治”

的礼治实践，更具制度创新色彩。

《贞观政要》详细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等大臣的“君臣论治”

。

李世民多次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的君臣互动原则，将礼治理念融入政治生态建设。

在朝堂之上，李世民虚心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与魏征等大臣激烈讨论治国方略，尊重他们的见解；而大臣们也心怀忠诚，直言进谏。

在法律层面，《唐律疏议》将“十恶”

（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十种重罪）之定为危害礼制秩序的行为，以法律形式维护等级制度；同时，设立“义仓”

制度，要求百姓每年缴纳一定粮食存入义仓，遇灾年时开仓赈济，体现“老有所终”

的礼治理想。

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在其《私记》中，生动记录长安宫廷礼仪：“凡朝会之仪，文武班列，尊卑有序，让而不竞，威而不猛”

，展现了礼治社会井然有序、和谐谦让的独特魅力。

我们仿佛能看到长安宫殿中，官员们身着整齐的官服，按照品级依次排列，在朝会中相互谦让，讨论国事的庄重场景。

（二）衰世警示：礼崩让失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书”

事件，是礼治崩溃的重要标志。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刑法条文铸于鼎上，公之于众。

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家权威，提高了法律的透明度，但也意味着传统依靠礼制进行道德约束的治理模式逐渐瓦解。

正如孔子批评：“晋其亡乎！

失其度矣。”

当“让德”

被功利主义取代，郑国虽在子产执政时短暂强盛，但随着时间推移，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外部在战国列强争霸的激烈角逐中，因缺乏礼治凝聚人心，最终走向衰落，成为“礼崩乐坏”

引国家衰败的典型案例。

明朝中后期的官场腐败，更是“不能以礼让为国”

的深刻教训。

张居正改革虽一度振兴国势，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争权夺利”

的官场风气。

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

，持续长达15年之久。

群臣围绕太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的储位问题争执不下，内阁辅申时行、王锡爵等重臣卷入其中，甚至出现官员因直言进谏被“廷杖致死”

的极端情况。

想象当时的朝堂，大臣们分成不同派别，相互攻击，争吵声此起彼伏，完全不顾及朝廷的整体利益。

这种“以争代让”

的政治生态，严重消耗了明朝的统治根基，导致党争不断、内耗加剧。

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痛心疾地指出：“礼亡而争起，争起而国危。”

明朝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覆灭，为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警示。

三、礼治思想的哲学解码：伦理与政治的共生

（一）礼的现代性：从差序到契约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

理论，精准剖析了传统礼治的社会结构特征。

在以宗法关系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中，人们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血缘、地缘等亲疏关系，形成“己—家—国—天下”

的伦理链条。

这种结构在当代社会依然存在，并转化为“熟人社会”

的治理惯性。

浙江“枫桥经验”

便是典型例证，当地通过乡规民约、宗族调解等传统方式，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