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以礼让兴国 儒家治世智慧的现代之光（1 / 9）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一、礼与让：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密码

（一）文明源头的礼治基因

在河南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掘现场，黄土深处层层叠叠的文化层中，青铜器与玉器的有序摆放，无声诉说着夏朝“以礼正邦”

的治国理念。

那些造型精美的青铜酒器，表面刻满神秘的饕餮纹，线条刚劲有力，仿佛蕴含着沟通天地的神秘力量；象征权力的玉璋，通体碧绿，棱角分明，打磨工艺精湛，在阳光下折射出冷冽的光泽。

这些器物不仅是祭祀天地祖先的礼器，更是构建社会秩序的物化象征，如同一个个沉默的卫士，守护着当时的等级制度与社会规范。

《尚书?舜典》记载的“修五礼、五玉”

制度，标志着原始礼仪向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转变。

舜帝高瞻远瞩，通过规范吉礼（祭祀之礼）、凶礼（丧葬之礼）、军礼（军事之礼）、宾礼（宾客之礼）、嘉礼（冠婚之礼），以及五种不同形制的玉圭作为等级象征，巧妙协调部落关系。

想象当时的场景，每逢重大祭祀，各部落领身着华服，手持象征身份的玉圭，在庄严的礼乐声中，依次向天地祖先行礼，秩序井然。

这种礼仪制度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分散的部落凝聚在一起，实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的和谐治世局面，为“礼让为国”

奠定了早期实践基础。

商周时期，礼治思想迎来质的飞跃。

周公旦心怀天下，制礼作乐，将“礼”

从单纯的祭祀仪式，拓展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庞大社会规范体系。

《周礼》构建的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礼）、夏官司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事）六大职官系统，以“以礼防民”

为核心理念，形成“礼制刑辅”

的治理模式。

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其铭文中“唯王初雍，宅于成周。

复禀王礼，赐贝十五朋”

，详细记载了诸侯朝贡时的礼仪规范与赏赐制度。

当我们凝视何尊上斑驳的铭文，仿佛能穿越时空，看到当年诸侯们毕恭毕敬地向周天子行礼，进献贡物，接受赏赐的场景，印证了“礼”

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实际效能，展现了当时“礼仪即秩序”

的治国智慧。

（二）孔子的礼治革新：从仪式到精神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

成为时代特征。

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资源，纷纷打破原有的礼制秩序。

季氏“八佾舞于庭”

的僭越行为，彻底触动了孔子的礼治神经。

在当时，“八佾”

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的乐舞规格，季氏作为大夫，竟敢违规使用，这在孔子眼中是对礼制的公然挑战。

在《论语?八佾》中，孔子愤怒斥责：“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他敏锐意识到，当时社会的混乱根源在于对礼制秩序的破坏。

但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对传统礼治进行了革命性重构。

他提出“克己复礼为仁”

，将“礼”

从外在的仪式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强调“礼”

的推行必须以“仁”

为精神内核。

在孔子看来，仅仅遵循礼仪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内心要有仁爱之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