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章 从曾子临终箴言悟君子修身（5 / 7）

形式与事务性工作。这种取舍，既是对儒家 “重本质、轻形式” 思想的体现，也为后世君子明确了修身的核心方向。

（一）“笾豆之事”：春秋时期的礼仪形式与事务性工作

“笾豆” 是春秋时期祭祀与宴饮时使用的礼器，“笾豆之事” 泛指与礼仪形式相关的事务性工作，如礼器的摆放、祭祀的流程安排、宴饮的席位布置等。在春秋时期的 “礼” 文化中，这些事务性工作虽有明确规范，却属于技术性、事务性范畴，有专门的官吏（“有司”）负责，无需君子亲力亲为。

例如，在祭祀活动中，“有司” 会按照 “礼” 的规范，提前准备好笾豆等礼器，摆放整齐；在祭祀过程中，“有司” 会引导参与者按照流程行礼，确保祭祀仪式的顺利进行。君子在祭祀活动中的核心职责，是通过庄重的言行、真诚的态度，表达对神灵与祖先的敬畏，而非亲自参与礼器摆放、流程安排等事务性工作。

曾子提及 “笾豆之事”，并非否定这些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君子应分清修身的主次 —— 礼仪形式是 “末”，内在品德与规范言行是 “本”，君子应专注于 “本” 的培养，而非在 “末” 的事务上耗费过多精力。

（二）“则有司存”：君子与 “有司” 的职责划分

“则有司存” 明确了君子与 “有司” 的职责边界 ——“有司” 负责事务性、技术性的礼仪工作，君子负责内在品德的修养与外在言行的规范，二者各司其职、互不混淆。这种职责划分，体现了儒家对社会分工的认知，也为君子修身划定了清晰的范围。

在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中，“有司” 是专门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他们熟悉各类礼仪规范与事务流程，能够高效完成技术性工作；君子则是社会的道德标杆与精神引领者，其核心使命是通过修身立德，为他人与社会树立榜样，推动道德风尚的提升。例如，在国家治理中，“有司” 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如税收征管、司法审判），君子（如大夫、士）则负责制定符合道德与 “礼” 的政策，引导国家走向 “仁政”。

曾子强调 “则有司存”，正是希望君子认清自己的核心职责，避免陷入事务性工作的琐碎中，忽视内在品德的培养。他认为，君子若将过多精力放在 “笾豆之事” 上，不仅会荒废修身大业，还会失去作为道德标杆的引领作用，违背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追求。

（三）价值取舍的核心：重本质、轻形式的修身理念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的深层内涵，是儒家 “重本质、轻形式” 的修身理念 —— 君子修身的本质是培养内在品德、规范外在言行，而非追求礼仪形式的完美。礼仪形式是服务于品德培养的工具，若脱离了品德本质，再完美的礼仪形式也只是空洞的外壳，失去了 “礼” 的真正价值。

春秋时期，部分贵族沉迷于繁琐的礼仪形式，注重礼器的精美、流程的完美，却忽视了内在品德的培养，导致 “礼” 沦为彰显身份、炫耀地位的工具。例如，鲁国的季孙氏在祭祀时，严格按照 “礼” 的规范摆放笾豆等礼器，仪式流程一丝不苟，却在日常生活中违背 “礼” 的本质 —— 聚敛财富、欺压百姓，这种 “重形式、轻本质” 的做法，遭到孔子与曾子的严厉批评。

曾子提出 “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正是对这种 “形式主义” 的批判。他认为，君子应将修身的重心放在 “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 上，通过规范言行培养内在品德，让 “礼” 的形式服务于品德本质；至于 “笾豆之事” 等事务性工作，应交由 “有司” 负责，无需君子亲力亲为。这种价值取舍，既避免了君子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也确保了修身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