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 行藏与智勇：夫子的权衡（3 / 6）

“藏” 缺乏理解。他关注的是 “行三军” 的伙伴，隐含对自身勇武的自信，却未深思 “勇” 的边界，这种提问恰好为孔子阐述 “智勇相济” 提供了契机。

“暴虎冯河” 的批判，指向 “勇而无谋” 的危险。“暴虎” 是徒手搏虎，“冯河” 是徒步过河（《尔雅?释训》“冯河，徒涉也”），都是鲁莽之举。孔子批评这种 “死而无悔” 不是真正的勇，而是 “匹夫之勇”（《孟子?梁惠王下》）。《论语?阳货》记载孔子告诫子路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强调勇需以义为准则，否则会酿成祸乱。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的提出，确立 “智勇相济” 的标准。“临事而惧” 不是恐惧，而是 “戒慎恐惧”（《礼记?中庸》）的审慎，如《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的战前评估；“好谋而成” 是重视谋划以达成目标，如《论语?述而》“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谋是勇的导航。这种 “惧” 与 “谋” 的结合，使勇从盲目变为理性，如《周易?师卦》“师出以律，否臧凶”，军事行动需纪律与谋划，否则凶险。

子路后来的成长，体现对 “好谋” 的践行。《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子路在卫国政变中，面对蒯聩的叛乱，不是贸然冲锋，而是 “结缨而死”—— 系好帽缨再战斗，既保持了君子尊严（勇），也体现了临事的从容（谋）。孔子听闻后 “哭之恸”，或许正是看到子路在勇中融入了审慎，实现了 “好谋而成” 的精神成长。

五、行藏之道的历史实践：从孔门到后世

孟子对 “行藏” 的发展，提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达则兼济” 是 “用之则行” 的扩展，不仅个人施展抱负，更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穷则独善” 是 “舍之则藏” 的深化，在不被用时仍 “修身见于世”。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时 “说之以仁政”，是 “行”；被拒后 “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是 “藏”，这种实践与孔子一脉相承。

汉代的张良，堪称 “行藏” 的典范。辅佐刘邦时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是 “用之则行”；汉朝建立后 “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史记?留侯世家》），是 “舍之则藏”。他的 “行” 有谋，“藏” 有度，既避免了韩信 “兔死狗烹” 的结局，又保全了功名，正如《史记?留侯世家》“子房之术，可谓审矣”，审时度势的智慧使其行藏自如。

唐代的魏征，以 “行” 为主，却不失 “藏” 的智慧。辅佐唐太宗时，“犯颜直谏” 二百余事，推动 “贞观之治”，是 “用之则行”；他深知 “伴君如伴虎”，晚年 “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旧唐书?魏征传》），既保留直谏记录（行），又避免过度张扬（藏）。这种 “行而有节” 的智慧，使他成为 “一代名相”，善始善终。

宋代的范仲淹，将 “行藏” 升华为 “忧乐” 情怀。“庆历新政” 时推行改革，“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是 “用之则行”；改革失败后被贬邓州，写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是 “舍之则藏” 中的胸怀。他的 “行” 不是为个人功名，“藏” 不是消极避世，而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的担当，拓展了 “行藏” 的境界。

明代的王阳明，以 “心学” 实践 “行藏”。任南赣巡抚时，平定宁王之乱、治理地方，是 “用之则行”，提出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将 “行” 与 “心” 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