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夫子的取舍（5 / 9）

所愧悔，而乐吾所好也。” 强调 “可求” 的核心在 “理”—— 符合天理的富可求，违背天理的富不可求，“天理” 即 “仁义礼智信” 的道德法则。朱熹本人 “布衣蔬食，与诸生讲学”（《宋史?朱熹传》），任焕章阁待制时 “俸给皆以养亲及周族党”（《朱文公文集》），将俸禄用于赡养亲人、周济族人；创办白鹿洞书院时 “请赐九经，复访得书院故址，奏复之”（《宋史?朱熹传》），将 “所好” 的教育事业置于财富之上，其 “存天理，灭人欲” 的主张在财富观上表现为 “寡欲” 而非 “无欲”—— 合理的物质需求是天理，过度的财富追求是人欲。

明代王阳明以 “心学” 诠释义利，回归 “良知” 本体的直觉判断。他认为 “心即理”，“义利之分，只在一念之间”（《传习录》），“可求之富” 是 “良知” 认可的利 ——“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的自然判断；“不可求” 是良知排斥的利 —— 违背本心的贪婪。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正德皇帝 “赐玺书金币”，他 “固辞，乞归省”（《明史?王守仁传》），拒绝过度封赏；在赣州推行 “十家牌法” 时 “身率以俭，与士民共甘苦”（《王阳明年谱》），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在龙场驿 “凿石椁以居”，却 “悟格物致知之旨”，证明 “从吾所好” 能在极端贫困中实现精神富足，其义利观强调 “知行合一”—— 知道义利之分，更要在行动中践行。

五、历史人物的财富抉择：义利平衡的生动实践

范蠡的 “三聚三散”，完美演绎 “富而可求，从吾所好” 的财富智慧与人生境界。他助勾践灭吴后 “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拒绝越国 “分国而王之” 的封赏，因 “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险，选择 “可求” 的商业致富；在齐国 “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积累 “数十万” 资产，被齐王任为相，却 “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史记?货殖列传》）—— 第一次散财，回归布衣；至陶地 “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改名陶朱公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 “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史记?货殖列传》）—— 第二、三次散财，最终 “至陶，为朱公，寿终，故世传曰陶朱公”。范蠡的 “求富” 不贪 ——“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史记?货殖列传》），只取合理利润；“从好” 不迂 —— 将财富用于 “救济贫弱”，实现 “富行其德”（《史记?货殖列传》），是孔子财富观的完美实践。

白居易的 “中隐” 生活，在仕宦与隐逸间找到平衡，拓展 “从吾所好” 的内涵与形式。任江州司马时 “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江州司马厅记》），坦然接受俸禄 —— 这是 “可求” 的正当收入；同时 “吏隐” 于官，在《中隐》诗中提出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不追求高位厚禄，选择清闲官职，以便 “退衙之后，焚香操琴，读书赋诗”。他在《琵琶行》中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的悲悯，在《卖炭翁》中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的同情，将 “所好” 的诗歌创作与民生关怀结合。白居易晚年 “罢刑部侍郎，以刑部尚书致仕”（《旧唐书?白居易传》），“卖马市宅，俭以自奉”，将积蓄用于 “治佛光寺，凿龙门八节滩”（《新唐书?白居易传》），既不贪恋财富，也不消极避世，这种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的状态，展现了 “求富与从心” 的世俗智慧。

范仲淹的 “先忧后乐”，将财富追求升华为社会责任，赋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