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夫子的取舍（6 / 9）

“可求” 与 “从好” 更广阔的格局。他 “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宋史?范仲淹传》），任参知政事时推行 “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试图通过改革实现 “行道” 的理想；获俸禄后 “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范文正公义田记》），规定 “族中子弟有嫁娶者，给钱二十千；丧葬者，给钱三十千”，将 “可求之富” 转化为 “所好” 的公益实践。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胸怀使财富成为践行道义的工具：他 “在杭兴水利，疏西湖，溉田千顷”（《宋史?范仲淹传》），用俸禄资助公共工程；“帅邠州，作大顺城，以拒西夏”（《宋史?范仲淹传》），将财富用于国防建设。他晚年 “居邓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范仲淹答 “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宋史?范仲淹传》），证明精神追求能超越物质欲望，其财富观已超越个人得失，达到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儒家理想。

张謇的 “实业救国”，在近代转型中融合求富与从心，赋予传统义利观新的时代内涵。清末他 “以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却在甲午战败后 “弃官从商”，因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张謇全集》）—— 将 “可求” 的财富追求与 “从好” 的救国理想结合。1895 年创办大生纱厂，章程规定 “厂中盈余，除提存保险公积金外，分十三股：以六股为股东红利，三股为办事者花红，四股为地方公益”（《大生纱厂章程》），明确财富分配兼顾股东、员工与社会；他提出 “父教育，母实业” 的主张，用纱厂利润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所办实业、教育、慈善等事，经费皆取诸大生”（《张謇传》）。张謇说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张謇日记》），这种 “所好” 已超越个人，与孔子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相通，证明传统义利观能适应近代社会变革。

六、“执鞭之士” 的现代诠释：职业尊严与价值重构

“执鞭之士” 在当代的多元象征，是 “正当职业皆可敬” 的平等理念。无论是快递员、环卫工人还是流水线工人，只要通过劳动获利，都值得尊重。“快递小哥” 汪勇在 2020 年疫情期间，从 “一个人接送医护” 到 “组织 30 人志愿者车队”，再到 “建立餐食供应链，每天供餐 1.5 万份”（《武汉快递小哥汪勇：守护抗疫医护的凡人英雄》），既通过服务获得合理收入（可求），又践行社会责任（从好），被评为 “感动中国 2020 年度人物”。环卫工人李萌 “放弃白领工作，选择环卫事业”，负责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的清扫，“每天步行 3 万步，清运垃圾 16 桶”（《全国劳动模范李萌：用扫帚书写青春》），获 “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她的话 “工作没有高低贵贱，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正是对 “执鞭之士” 精神的现代诠释。

职业平等的制度保障与社会认同，持续打破 “执鞭” 的贵贱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为职业平等提供法律基础；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培养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 “执鞭” 类职业的社会地位。北大毕业生陈生 “放弃公务员岗位，卖猪肉创立壹号土猪品牌”，建立 “屠夫学校” 培养专业人才，年销售额超 10 亿元（《北大屠夫陈生：把猪肉卖出北大水平》）；名校博士黄文秀 “放弃大城市工作，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