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夫子的取舍（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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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义利之辨：儒家财富观的核心架构

“富而可求” 与 “如不可求” 的背后，是 “义利之辨” 的永恒命题与动态平衡。孔子的态度既非墨家 “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的功利主义 —— 墨家 “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将利作为核心驱动力；也非道家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第十九章》）的虚无主义 —— 道家认为利是社会混乱的根源；而是 “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中庸之道 —— 承认利的合理性，更强调义的优先性，正如《周易?乾卦》“利者，义之和也”，正当利益是道义调和的自然结果。

“义” 对 “利” 的约束与引导，体现在具体情境的细致考量中。《论语?子罕》记载子贡 “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不反对其经商，因子贡的 “利” 符合三重义：一是 “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获利同时 “存鲁乱齐”，以商业手段实现政治目的；二是 “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 资助孔子周游列国，帮助贫困弟子；三是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学而》）—— 虽 “家累千金” 却保持谦逊。而对冉有 “为季氏聚敛”，孔子则怒斥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因冉有的 “利” 违背三重义：过度征税违背 “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的古制；助纣为虐违背 “季氏旅于泰山” 的僭越批判；损害民生违背 “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的主张。可见儒家反对的不是利本身，而是 “见利忘义” 的失衡。

“义利之辨” 的现代转化与跨文明呼应，展现其普遍价值。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市场机制的同时，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 “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这种对 “道德约束市场” 的认知与孔子 “见利思义” 相通。当代企业家 “取之有道，用之有节” 的实践更显其生命力：曹德旺创办福耀玻璃 “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可求），同时 “累计捐款超 160 亿元” 用于教育与扶贫（从义），提出 “企业家若没有责任感，充其量是富豪”；比尔?盖茨 “通过微软创新获利”（可求），又 “捐出全部财产致力于全球健康”（从义），证明财富与责任可并行不悖，这种实践正是对 “义利之辨” 的现代诠释。

四、孔子的财富实践：言行一致的生活哲学

孔子对 “可求之富” 的接纳与享用，体现在生活细节的自然流露中，既不刻意苦行也不奢靡浪费。《论语?乡党》记载他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稻米舂得不够精就不食，鱼肉切得不够细就不食，这种对饮食品质的追求需一定财富支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祭祀用的肉超过三天就不食用，注重健康与礼仪的平衡。他任鲁国大司寇时 “奉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 据清代学者崔述考证，六万粟约合今

斤，相当于当时大夫的标准俸禄，孔子坦然接受，因这是 “行道” 的物质基础，正如《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推行德政需要稳定的物质保障。

孔子对 “不可求之富” 的拒绝与警惕，彰显原则底线与人格独立。《论语?阳货》记载阳货 “馈孔子豚”—— 阳货是把持鲁国政权的乱臣，其馈赠带有政治拉拢意图，孔子 “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趁阳货外出时回访，既不失礼又保持距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齐景公 “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给予封地意味着依附齐国，因晏婴反对 “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 而作罢，孔子 “遂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