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 述古非泥古：传承的智慧（6 / 7）

确保创新不脱离传统；“作” 是 “述” 的发展，使传统适应时代需求。正如树木生长，根系深扎土壤（述）才能汲取养分，枝叶向上生长（作）才能获得阳光，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六、老彭其人：传承者的精神原型

老彭的身份虽有争议，但作为 “述而不作” 的精神原型，其特质在文献中清晰可辨。《大戴礼记?虞戴德》明确记载 “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将老彭与 “仲傀” 并列为商代的 “教化者”—— 他负责向大夫传授为政之道，向士传授为官之术，向庶人传授技艺之法，是知识传递的关键节点。这种 “传而不创” 的角色，与孔子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的从教经历高度契合。

若老彭即彭祖，其 “长寿” 传说暗含着传承者的象征意义。《列仙传》载彭祖 “历夏至殷末，八百余岁”，虽有神话色彩，却隐喻着传承者 “跨越时代” 的特质 —— 他们如同文明的 “活载体”，将前代的知识与智慧传递给后世。孔子自比老彭，或许正是希望像他一样，成为连接 “文武之道” 与后世的桥梁。《论语?子张》记载子张曰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孔子正是那个 “识其大” 的贤者，通过 “述而不作” 让 “文武之道” 得以延续。

老彭的精神在后世的史官群体中得到集中体现。周代的太史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周礼?春官?太史》），负责记录历史、保管典籍，却 “不越位创作”。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看似是 “作”，实则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大量引用《尚书》《左传》《国语》等古籍，仅在 “太史公曰” 部分表达个人见解，是 “述而不作” 的典范。司马光编《资治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幽隐，荟粹成书”（《宋史?司马光传》），严格遵循 “无征不信” 的原则，“其是非予夺，一以孔子《春秋》为法”，同样体现了老彭式的传承精神。

清代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系统阐释了 “述而不作” 的理论。他提出 “六经皆史”，认为 “古人不着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孔子 “述而不作” 是 “即器明道”—— 通过阐释先王的政典来阐明道理。章学诚强调 “夫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文史通义?浙东学术》），这里的 “宗旨” 正是 “述” 的核心，确保传承不偏离方向。这种理论总结，使 “述而不作” 从实践上升为系统的学术思想。

七、当代传承：述而不作的现代意义

在文化快餐化、创新被神化的当代，“述而不作” 的智慧具有特殊价值。非遗传承领域，“述而不作” 是基本准则：京剧梅派传人梅葆玖传承《贵妃醉酒》，严格遵循梅兰芳的唱腔板式、身段程式（述），仅在眼神、台步等细节融入个人理解（作）；古琴演奏家吴钊弹奏《流水》，忠实于《神奇秘谱》的指法记载（述），却通过音色变化传递个人感悟（作）。这种 “先守后创” 的方式，使非遗项目既保持本真性，又能与时俱进，正如非遗保护专家所言 “传承是创新的前提，没有扎实的传承，创新就是无源之水”。

古籍整理领域，“述而不作” 体现为严谨的学术规范。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遵循 “校勘不妄改，注释不妄解” 的原则：对原文中的讹误，采用 “本校、对校、他校” 的方法考证，确属误字才出校记（述）；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