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章 博文约礼：不畔之道（5 / 7）

”，体现以民为本的礼道（约礼）。子产临终前告诫子大叔 “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将 “博学” 的治理手段与 “约礼” 的道德追求结合，孔子评价 “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 “弗畔” 的写照。

汉代的苏武，在北海牧羊十九年，以 “博学于文”（对《春秋》“忠君” 之道的理解）与 “约之以礼”（持汉节不失）坚守正道，不畔国家。匈奴单于派李陵劝降：“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 苏武答：“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 这种忠诚，不是盲目的愚忠，而是基于对 “君臣之义” 的深刻理解（博学）和对 “忠君爱国” 礼仪的坚守（约礼）。苏武最终归汉，“须发尽白，节旄尽落”，却始终未背离汉家正道，堪称 “弗畔” 的楷模。

唐代的颜真卿，以书法与气节展现 “弗畔” 之道。他 “博学于文”，书法融合篆隶楷行，创 “颜体”，其《祭侄文稿》被誉为 “天下第二行书”；更 “约之以礼”，安史之乱中，他率义军抵抗，其兄颜杲卿、侄颜季明殉国，他写下 “父陷子死，巢倾卵覆” 的悲愤；李希烈叛乱时，他被胁迫却 “坚贞不屈”，最终遇害。颜真卿的 “弗畔”，在于他将 “文” 的修养与 “礼” 的气节融为一体，正如其书法 “大气磅礴，刚正不阿”。

宋代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绝唱，是 “弗畔” 的最强音。他 “博学于文”，二十岁中状元，精通经史子集；更 “约之以礼”，元军南下时，他 “毁家纾难”，组织义军抗元，被俘后拒绝忽必烈 “拜相” 的诱惑，说 “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文天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列举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等坚守道义的例子，正是 “博学于文” 所积累的历史智慧，支撑他 “约之以礼” 的最终践行，实现 “不畔” 的人生。

明代的海瑞，“抬棺死谏” 的壮举，展现 “弗畔” 的勇气。他 “博学于文”，对《大明律》和儒家经典了然于胸；“约之以礼”，一生清廉，“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嘉靖四十五年，海瑞上疏批评世宗 “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自知必死，预先买好棺材。这种 “弗畔”，不是鲁莽，而是基于对 “致君尧舜上” 的政治理想（博学）和 “为民请命” 的道德勇气（约礼）的结合，正如他所言 “君子直道事人，不枉道事人”。

这些历史人物证明：“博学于文” 提供辨别正道的知识，“约之以礼” 提供坚守正道的勇气，二者结合，方能在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考验中 “弗畔”。正如孟子所言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条 “大道”，正是 “博文约礼” 铺就的。

五、反躬自省：偏离正道的历史镜鉴

历史上，偏离 “博文约礼” 之道者，或因 “博学而不约礼” 沦为空谈，或因 “守礼而不博学” 变成腐儒，皆背离了君子之道。这些反面案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的重要性。

魏晋时期的 “竹林七贤”，部分人 “博学而不约礼”，走向放浪形骸。嵇康 “博览无不该通”，却 “非汤武而薄周孔”，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出仕；阮籍 “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却 “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甚至 “登广武城，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种 “博学而不约礼”，虽有反抗礼教虚伪的意义，却也导致 “放达” 变 “放纵”，偏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