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章 博文约礼：不畔之道（4 / 7）

学习，而良师的标准是 “既知且仁”—— 既博学又守礼。他以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为喻，说明 “博学” 如琢玉，“约礼” 如成型，缺一不可。在《礼论》中，荀子进一步指出 “礼者，人道之极也”，博学的最终目的是 “出于礼，入于刑”，通过礼的约束实现社会和谐。

汉代的董仲舒，以 “天人三策” 融合博文与约礼。他主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要求士人 “博学于文”—— 研习六经，又强调 “约之以礼”—— 遵循 “三纲五常”。董仲舒认为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 “道” 的载体是 “文”（六经），“道” 的落实是 “礼”（纲常）。他在《春秋繁露》中说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将 “博学于文” 与 “约之以礼” 统一于 “王道” 理想。

宋代的朱熹，以 “格物致知” 与 “存理灭欲” 阐释博文与约礼。他认为 “格物致知” 是 “博学于文”——“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存理灭欲” 是 “约之以礼”——“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编订《四书章句集注》，既广采汉唐注疏（博学），又以 “理” 统摄（约礼），形成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的为学路径，其中 “笃行” 便是 “约之以礼” 的实践。

明代的王夫之，以 “知行合一” 深化博文与约礼的关系。他反对 “离行以为知” 的空谈，主张 “博学于文” 必须 “行焉而后知其艰”；也反对 “离知以为行” 的盲动，强调 “约之以礼” 需以 “知” 为指导。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说 “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认为 “博学” 是 “行” 的基础，“约礼” 是 “行” 的规范。他举例：“学射者，张弓引矢，而中者鲜；及其久也，手目相得，而矢无虚发。”“张弓引矢” 如 “博学”，“手目相得” 如 “约礼”，二者结合方能 “矢无虚发”。

近代的蔡元培，在北大推行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博学）与 “美育代宗教”（约礼），展现现代教育中博文与约礼的融合。他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不同学派学者，体现 “博学于文” 的包容；又设立美育课程，以艺术熏陶代替宗教束缚，实现 “约之以礼” 的现代转化。蔡元培说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博学” 是培养人格的知识基础，“约礼” 是塑造人格的道德规范，二者共同服务于 “健全之人格” 的培养。

这些思想大家的实践表明：“博学于文” 与 “约之以礼” 是辩证统一的 —— 没有博学的礼，是僵化的教条；没有礼约束的博学，是危险的放纵。正如孔子所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博学）与 “质”（礼的本质）平衡，方能成为君子。

四、弗畔之道：不偏离正轨的人生智慧

“亦可以弗畔矣夫” 的 “畔”，即背离正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的终极目标，是使君子在复杂世事中不偏离仁道、不违背良知。历史上，凡能做到二者结合者，皆能在诱惑面前坚守本心，在困境之中不改其志。

春秋时期的子产，“博学于文” 而 “约之以礼”，成为 “弗畔” 的典范。他治理郑国时，既 “作封洫”（改革土地制度）、“铸刑书”（公布法律），展现广博的政治智慧（博学）；又 “不毁乡校”，允许百姓议政，说 “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