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章 博文约礼：不畔之道（3 / 7）

贺，“莫不振恐肃敬”，刘邦感叹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种 “约之以礼”，不是恢复旧制，而是 “与时变化，因时制宜”，为新生政权奠定秩序基础。

唐代的魏徵，以 “约之以礼” 约束帝王行为，展现礼的监督作用。唐太宗曾欲封禅泰山，魏徵谏曰 “陛下功虽高而德未厚，业虽大而民未安”，以 “礼” 的本质是 “为民” 劝阻；太宗曾怒杀苑西监穆裕，魏徵以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 的古礼劝谏，使其收回成命。魏徵的 “约礼”，不是固守形式，而是把握 “礼者，理也” 的核心 —— 他主编的《贞观礼》，删减旧礼繁琐之处，强调 “礼从宜，事从俗”，使 “约之以礼” 与治国理政紧密结合。

宋代的司马光，以《家范》将 “约之以礼” 引入家庭伦理。他认为 “治家者，治天下之始也”，在书中详细规定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 的家庭礼仪：“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子弟当洒扫应对，进退恭谨”“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司马光自己 “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在洛阳居住时 “园圃卑小，屋室简陋”，却严格要求家人遵循礼仪，其子司马康 “为人廉洁，口不言财”，正是 “约之以礼” 的家风传承。

明代的王阳明，推行 “南赣乡约”，将 “约之以礼” 普及到民间。正德十三年，他在南赣（今江西南部）颁布《南赣乡约》，规定 “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约长，次者为约副，又次者为约正、约史、知约、约赞”，每月朔望聚会，“彰善纠过”：“善者，书于籍，扬其名；过者，婉劝之，不改则告于官”。乡约内容涵盖 “孝父母，敬长上，和乡里，教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将国家礼制转化为民间规范。王阳明的 “约礼”，不是外在强制，而是 “自相约戒，共成仁厚之俗” 的自觉，他说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约之以礼” 正是破 “心中贼” 的利器。

清代的曾国藩，以日记记录 “约之以礼” 的修身过程。他曾在日记中反省 “晏起，心不静，由于心乱”，以 “礼” 的 “时” 约束自己；“见人多言笑，不严毅，非敬也”，以 “礼” 的 “敬” 提醒自己；“食色之欲，累心如此”，以 “礼” 的 “节” 克制自己。曾国藩的 “约礼” 不是一蹴而就，而是 “每日三省吾身” 的持续努力 —— 他将《朱子家训》《五种遗规》置于案头，遇事便对照检查，最终形成 “日课十二条”，包括 “主敬”“静坐”“读书不二” 等，使 “约之以礼” 成为日常习惯。

这些历史实践表明：“约之以礼” 是君子行为的边界 —— 没有礼的约束，博学可能沦为炫耀的资本；没有礼的引导，知识可能走向邪路。正如孔子所言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礼的作用，在于让各种品德各安其位，不逾边界。

三、博文与约礼：相辅相成的辩证之道

“博学于文” 与 “约之以礼” 并非割裂的两面，而是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博学是基础，为礼提供认知前提；礼是约束，为博学指明方向。孔子的弟子子夏说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将博学与笃志（约礼的表现）结合；荀子则更明确提出 “学至乎礼而止矣”，认为博学的最终归宿是礼。这种辩证关系，贯穿于中国思想史的始终。

战国时期的荀子，系统阐述了博文与约礼的关系。他在《劝学》中说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博学” 是 “知明” 的前提，“参省”（约礼）是 “行无过” 的保障。荀子强调 “学莫便乎近其人”，即向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