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汶上之风：闵子骞的拒仕操守（6 / 12）

—— 汶水不仅是地理界限，也是情感与精神的寄托。

唐代李白在《古风?其五十一》中写道：“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 虽未直接提及闵子骞，却与 “汶上之风” 精神相通，借伯夷、叔齐赞美坚守气节之人。杜甫则在《壮游》中感叹：“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 通过批判权贵的奢侈，反衬拒仕者的高洁。

宋代苏轼对闵子骞尤为推崇，在《送颜复兼寄王巩》中写道：“颜回屡空安乐在，闵子单衣顺良存。” 将闵子骞与颜回并列，肯定其在贫困中坚守操守的品质。他在《和子由蚕市》中 “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 的对比，暗含对 “不义之乐” 的批判，呼应了闵子骞对季氏富庶的拒绝。

元代关汉卿在杂剧《闵子骞单衣记》中，详细演绎了 “芦衣顺母” 和 “拒仕汶上” 的故事，将闵子骞塑造为 “孝” 与 “义” 的完美化身。剧中闵子骞拒绝季氏时唱道：“俺只守着孔圣人的道理，不当那权臣的鹰犬。” 直白表达了对操守的坚守。

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汶上意象，已超越地理范畴，成为操守、气节、道义的象征。文人墨客通过吟咏闵子骞的故事，既表达对现实中趋炎附势者的不满，也寄托了自己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十二、闵子骞与同时代士人的操守比较

春秋末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士人群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闵子骞与同时代士人的不同选择，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操守画卷。

与孔子的比较：孔子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试图在乱世中寻找行道的可能；闵子骞则选择 “不义则不仕”，划清界限。两人方式不同，目标一致 —— 孔子是 “积极入世的坚守”，闵子骞是 “消极避世的抗争”。孔子对闵子骞的欣赏，正是对这种不同方式的认可。

与子贡的比较：子贡善于外交与经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周旋；闵子骞则坚守原则，拒绝任何妥协。子贡是 “在游戏中改变规则”，闵子骞是 “不进入不义的游戏”，代表了士人应对乱世的两种策略。

与子夏的比较：子夏 “仕于魏文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为魏国的强盛制定礼仪制度，是 “以道事君” 的代表；闵子骞拒绝为季氏服务，是 “道不同不相为谋” 的体现。子夏的选择需要智慧，闵子骞的选择需要勇气，两者都是对 “道” 的坚守。

这些比较揭示：操守并非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重要的是在任何选择中都不放弃原则。孔子的 “知其不可而为之”，子贡的 “权变”，子夏的 “服务”，闵子骞的 “拒绝”，共同构成了儒家士人的操守光谱。

十三、“费宰” 职位的历史变迁：从权力象征到职能转变

费宰这一职位随着历史变迁，其性质和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从季氏专权的工具，逐渐演变为普通的地方行政官职，这种变迁反映了政治制度的演进和社会观念的变化。

战国时期，费邑成为齐国的领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费宰不再是季氏的私臣，而是齐国的地方官员，职责转向 “治民、征赋、守土”。考古发现的战国 “费丞之印”，说明此时费邑已设立辅佐费宰的官员，行政体系更加完善。

秦汉实行郡县制，费邑改为费县，费宰改称 “费令” 或 “费长”，成为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员。《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海郡有费县，其行政长官的职责是 “劝农桑，平狱讼，恤鳏寡”，与春秋时期的费宰相比，权力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制约，不再有割据一方的可能。

唐代费县属沂州，县令的品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