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1章 隋吏徐仲宗（2 / 2）

得魏州百姓对徐仲宗既怕又恨，私下称其为“徐罗刹”，即便路遇州府衙役，也纷纷避之不及。

徐仲宗的苛政不仅针对百姓，对下属官吏也同样严苛到不近人情。他在魏州刺史任上，制定了一套极为繁琐的官吏考核制度，从公文书写的工整度，到日常值班的考勤，再到下乡巡查的次数，都有明确且严苛的规定，稍有违反便会遭到降职、罚俸甚至罢官的处罚。有一次，一名参军因母亲病逝，未及向徐仲宗报备便回乡奔丧，徐仲宗得知后，竟以“擅离职守”为由，上奏朝廷将其罢官，并下令追回其任职期间的全部俸禄，此举令魏州官吏人人自危，虽不敢公然反抗，却也心生怨怼，许多官吏为求自保，逐渐变得墨守成规，不再主动处理政务，导致魏州行政效率大幅下降。

隋初虽倡导“重典治吏”，但隋文帝并非一味纵容苛暴，反而多次强调“为政当以爱民为本”，要求地方官“宽严相济”。徐仲宗在魏州的所作所为，很快便通过两种途径传到了朝廷：一是魏州百姓不堪其苦，有人冒着风险，辗转前往长安，向朝廷递交诉状，历数徐仲宗的苛政；二是隋朝设有“巡察使”制度，定期派遣官员巡查地方吏治，巡察使在魏州考察时，亲耳听闻百姓的怨言，亲眼目睹徐仲宗因苛政导致的民生凋敝，随即向朝廷如实上报。

隋文帝得知徐仲宗的所作所为后，极为震怒。他认为徐仲宗的行为违背了朝廷整顿吏治的初衷，名为“严政”，实为“酷虐”，不仅损害了百姓利益，更动摇了隋朝的统治根基。为警示全国官吏，隋文帝下令将徐仲宗调回长安，交由大理寺审理。经大理寺核查，徐仲宗在魏州任上“苛征赋税、滥施刑罚、虐待下属”等罪名属实，完全符合《开皇律》中“为政酷暴、害及百姓者，罢官除名”的规定。最终，朝廷下旨，将徐仲宗免去所有官职，削除官籍，贬为庶民，永不得再入仕途。

徐仲宗被罢官的消息传开后，魏州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甚至有人自发地在街头巷尾燃放鞭炮，庆祝苛政的结束。而朝廷将徐仲宗作为“苛吏典型”公开处理，也起到了极强的警示作用：许多地方官原本效仿徐仲宗的“铁腕作风”，此后纷纷收敛行为，转而注重体恤民情、宽和施政，隋朝的吏治风气也因此得到进一步改善。

作为隋初吏治整顿的“反面教材”，徐仲宗的事迹虽未被详细载入正史列传，却成为《隋书》中用以阐释“为政当戒苛暴”的重要实例。他的经历深刻反映了隋初政治的复杂面相：朝廷既要通过严厉手段整肃南北朝遗留的腐败吏治，又要防止官员走向“苛虐”的极端；而官员若只知机械执行“重典”，忽视“爱民”的根本，最终必然会被时代所抛弃。徐仲宗的结局，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成为隋朝完善吏治体系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镜鉴”，警示后世统治者与为官者：唯有“敬天保民、宽严相济”，才能实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