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义利之辨：千年哲思的时代回响（2 / 7）

评梁惠王只关注军事利益，而忽视百姓疾苦的做法，指出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行仁义、施德政。这种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思想，使儒家义利观成为完整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

二、历史长河中的义利实践：治世与衰世的镜像

（一）汉唐治世：义利平衡的典范

汉文帝刘恒的治国实践，堪称义利平衡的楷模。他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废除苛政，减轻田赋，将“义”落实为“忠”于百姓的责任。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意获罪，其小女儿淳于缇萦上书愿为官婢替父赎罪，汉文帝被这份孝心与勇气打动，不仅赦免了淳于意，更借此契机推动刑法改革，废除肉刑。这种“哀怜悲其意”的宽恕之举，既彰显了仁德，又稳定了民心。

在经济上，汉文帝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开放山林川泽供百姓渔猎樵采，在保障国家税收的同时，促进了民间经济发展。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汉文帝还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等都没有增加，为天下百姓树立了节俭的榜样，实现了义与利的良性互动。

唐代贞观年间，魏征以“忠”谏闻名，他多次提醒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唐太宗虚心采纳谏言，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保障农民利益；同时完善科举制度，打破门阀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晋升通道。在民族政策上，唐朝推行“华夷一体”，文成公主入藏，带去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官员，如突厥人阿史那社尔为将领。这些举措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又促进了民族融合，展现出超越狭隘利益的大义。

魏征病逝后，唐太宗感慨“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种君臣之间基于道义的良性互动，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贞观年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载“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成为中国历史上义利平衡、国家治理的典范时期。

（二）宋明衰世：义利失衡的警示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围绕“义利之辨”展开了激烈争论。王安石主张“理财为方今先急”，推行青苗法、市易法等改革措施，试图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以解决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变法在执行过程中，部分官员为追求政绩，强行摊派贷款，导致百姓负担加重。一些地方官府在青黄不接时，不论百姓是否需要，都强制他们借贷，还款时还收取高额利息，使得许多农民陷入债务困境。

司马光等保守派激烈反对，认为“义者，天下之公利”，指责王安石“兴利之臣，专以聚敛为务”。这场争论本质上是如何平衡公利与私利、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王安石强调通过“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来实现国家富强，但在实践中忽视了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司马光则更注重维护传统的义利秩序，担心变法会破坏社会稳定。最终，变法因义利失衡引发社会动荡而失败，北宋的统治危机也进一步加深。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但官场腐败盛行，义利观严重扭曲。张居正改革虽一度振兴国势，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争权夺利”的风气。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持续长达15年之久，群臣围绕太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的储位问题争执不下。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等重臣卷入其中，为了迎合皇帝或维护自身利益，不惜违背道义。

在这场争斗中，甚至出现官员因直言进谏被“廷杖致死”的极端情况。例如，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立朱常洛为太子，触怒万历皇帝，被贬为广昌典史。这种“以利代义”的政治生态，严重消耗了明朝的统治根基，导致朝廷内部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