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孔门四忧 修行的警钟（3 / 8）

，莫过于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

。

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宫，“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学者们“讲学不辍”

，孟子与淳于髡论辩“男女授受不亲”

，荀子与稷下先生探讨“性恶论”

，这种“讲中学，学中讲”

的氛围，使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

的摇篮，推动了学术的繁荣。

唐代的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通过“讲学论辩”

统一经学。

他召集“国子博士、太学博士”

等学者，“共参议得失”

，对《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的各家注释“详加考订，去其异端，存其正义”

（《旧唐书?孔颖达传》）。

在编撰过程中，孔颖达“每与诸儒论难，必据理以折之”

，这种“讲学式编撰”

使《五经正义》成为唐代科举的标准教材，实现了经学的系统传承。

宋代的朱熹，在白鹿洞“讲学授徒”

，制定《白鹿洞揭示》，明确“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将“讲学”

与“践行”

结合。

他“每休沐日，诸生环立，请益不倦，先生倾竭告之，略无倦色”

（《朱子语类》），甚至“病中讲学不辍”

，弟子记录其言论编成《朱子语类》，这种“讲学不息”

使理学思想传遍天下，“自熹没，其学为世所宗，谓之程朱学派”

（《宋史?朱熹传》）。

当代的“讲学”

形式虽变，精神仍在。

高校的“慕课”

（00c）让优质课程跨越地域（如北京大学《论语精读》在线课程惠及百万学习者）；社区的“百姓讲堂”

将学问生活化（如北京西城区“宣南文化讲堂”

讲解胡同里的历史）；网络的“知识分享”

平台（如知乎、得到）使“讲学”

突破时空。

这些实践证明，“讲学”

仍是知识传播、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正如孔子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论语?学而》），讲学的快乐古今相通。

三、闻义不能徙：道义践行的怯弱

“闻义不能徙”

的“义”

，是“适宜”

“应当”

，《说文解字》“义，己之威仪也”

，引申为符合道德的行为；“徙”

是“迁移”

“践行”

，即“见义而迁，如向义而行”

（《周易?益卦》“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

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闻义不能徙”

是知义而不行，如“见义不为，无勇也”

（《论语?为政》），因怯弱或私利放弃道义。

孔子本人“见义必徙”

，周游列国时“知其不可而为之”

（《论语?宪问》），明知推行仁道艰难，仍“累累若丧家之狗”

而不改其志（《史记?孔子世家》）。

在蒲地，“蒲人止孔子”

，以“盟而后出”

相逼，孔子“与之盟”

，但“出郭门，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