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 述古非泥古 传承的智慧（2 / 9）

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所言“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

，通过“述”

象与言，创造性地阐“意”

，实现了传统的现代转化。

战国时期的孟子，将“述而不作”

推向新高度。

他“序《诗》《书》，述仲尼之意”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却在阐释中提出“性善论”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告子上》），这一观点看似是“作”

，实则源于对《论语》“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深度挖掘。

孟子见梁惠王时，引《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论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将上古文献中的民本思想展为系统的仁政理论。

这种“述作相生”

的智慧，使儒家思想在传承中不断生长，既不脱离根源，又能应对时代问题。

汉代的伏生传《尚书》，展现了乱世中“述而不作”

的坚韧。

秦始皇焚书时，伏生任秦博士，将《尚书》藏于墙壁夹层，“秦之季世，焚书坑儒，《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

（《论衡?正说》）。

汉初，他取出藏书时，原本百篇仅存二十九篇，且“朽折散绝”

，便“以教于齐鲁之间”

（《史记?儒林列传》）。

伏生传授《尚书》时，采用“口耳相传”

的方式，其女儿羲娥协助翻译（因伏生年老口音难懂），最终使《尚书》得以流传。

这种“述”

的过程，虽无“作”

的创新，却在文化浩劫中保住了儒家经典的火种，正如郑玄所言“汉兴，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欧阳生”

，为汉代经学的兴起奠定基础。

二、信而好古：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

“信而好古”

的“信”

，是对传统有效性的坚定信念。

孔子坚信“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传统中蕴含着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

他“入太庙，每事问”

（《论语?八佾》），并非对周礼无知，而是带着“如履薄冰”

的敬畏之心考察细节——看到“泰伯庙”

的礼器，便询问其用途；听闻“周公奠币”

的礼仪，便记录其流程。

这种“信”

，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对“礼之本”

的深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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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古”

的“好”

，是对传统文化的真挚热爱。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

，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论语?述而》），这种沉醉源于对古乐“尽善尽美”

的由衷欣赏；他读《易》“韦编三绝”

，将串联竹简的皮绳磨断三次，仍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论语?述而》），可见对古籍的痴迷；他周游列国时，“卫灵公问陈于孔子。

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明日遂行”

（《论语?卫灵公》），宁愿离开也不愿违背“好古”

的原则，因为军事非其所长，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