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中庸至德 久湮的中道之光（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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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虽各有建树，却多走向极端：墨子“兼爱”

“非攻”

，否定差序之爱（不及）；杨朱“为我”

“贵己”

，否定社会责任（过）；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否定道德教化（过）；道家“绝圣弃智”

“小国寡民”

，否定文明进步（不及）。

孟子批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滕文公下》），正是对这种极端化倾向的批判。

秦汉时期，中庸思想在实践中遭遇曲折。

秦始皇“焚书坑儒”

“严刑峻法”

，是“过”

的极致；汉初“无为而治”

，虽一度恢复生机，却导致诸侯坐大（七国之乱），是“不及”

的表现。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看似推崇儒家，实则“外儒内法”

，将中庸异化为“霸王道杂之”

的权术，失去了其“至德”

的本质。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学说，将“中”

神秘化为“天之道”

，却在实践中沦为谶纬迷信的工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放达之风取代了中庸。

“竹林七贤”

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

，阮籍“礼岂为我辈设也”

，这种对礼教的极端反抗，是对“过”

的另一种演绎；而佛教的传入，虽带来新的思想资源，却也导致“因果报应”

“出世修行”

等观念盛行，与中庸的“入世”

精神形成张力，进一步加剧了“民鲜久矣”

的局面。

唐宋时期，中庸思想虽有复兴，却仍未完全回归本真。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

，试图重振儒家道统，却过于强调“排佛老”

的极端；程朱理学将“中庸”

纳入“天理”

体系，“存天理，灭人欲”

的主张虽强调“中”

，却带有禁欲主义色彩（过）；陆王心学主张“心即理”

，虽重视内在觉悟，却有时忽视外在规范（不及）。

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使中庸之道始终未能真正深入人心。

明清时期，中庸逐渐沦为“乡愿”

的代名词。

《论语?阳货》中孔子批评“乡愿，德之贼也”

，乡愿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的伪君子，与真正的中庸有本质区别。

明清官场的“和稀泥”

“打圆场”

，民间的“不得罪人”

“明哲保身”

，都是对中庸的误解与异化。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批判宋明理学“以理杀人”

，正是看到了这种伪中庸对人性的压抑。

四、孔门践行：弟子们的中庸探索

孔门弟子中，颜回最得中庸精髓，却“不幸短命死矣”

（《论语?先进》）。

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在贫困中保持安和（中）；他“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对孔子的教诲既不盲目服从（过），也不轻易质疑（不及）；他问仁时，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

，他能领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的中庸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