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变革之道臻于至善（2 / 10）

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

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

叹为观止，称“周礼尽在鲁矣”

。

鲁国的礼乐传统深入骨髓，从士大夫到平民，皆以遵循周礼为美德，这种文化基因使鲁国在春秋乱世中成为礼乐的“活化石”

。

两国的差异在政治实践中尤为明显。

齐国多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如管仲相齐，虽注重道德教化，却更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将物质基础置于位。

他在国中设立“女闾”

（官方妓院），既增加税收，又吸引人才，虽遭后世诟病，却体现了其功利务实的特点。

鲁国则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孔子周游列国不被重用后，返鲁删订《春秋》，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将礼乐教化视为治国根本。

季孙氏用“八佾舞于庭”

，孔子怒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可见其对礼乐的坚守。

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人才选拔上。

齐国“举贤而上功”

，不问出身，如管仲出身贫贱，曾射齐桓公中钩，却被齐桓公拜为相；宁戚是喂牛的平民，因一曲《饭牛歌》“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

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

被重用为大夫。

鲁国则“尊尊而亲亲”

，注重血缘宗法，大夫多为公族之后，如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皆为鲁桓公后裔。

孔子周游列国前，在鲁国仅任中都宰、大司寇等职，终因与季孙氏政见不合而离开，可见鲁国人才机制的封闭。

然而，齐国的功利主义也埋下隐患。

齐桓公晚年，重用易牙、竖刁等奸佞。

易牙为讨好桓公，杀子烹羹；竖刁自宫以近君。

管仲临终前劝桓公驱逐三人，桓公不听。

桓公病重时，五公子争位，易牙、竖刁堵塞宫门，桓公身死六十七日不葬，尸虫出于户，霸业衰落。

景公时期虽有晏婴辅政，却难挽颓势，最终被田氏取代，田成子“大斗出贷，小斗收”

，收买民心，印证了“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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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的礼乐传统虽保文化正统，却因过于僵化，“三桓”

专权，公室衰微。

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瓜分公室土地，甚至祭祀时用天子之礼，孔子感叹“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

最终鲁国被楚国所灭，留下“礼崩乐坏”

的叹息。

孔子正是看到两国的优劣，才提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齐国需借鉴鲁国的礼乐教化以补功利之弊，鲁国需革新僵化的礼制以达“道”

的境界。

二、齐变至鲁：功利与礼乐的调和

齐国的变革潜力在于其务实精神，若能引入鲁国的礼乐教化，便可实现“齐一变至于鲁”

。

历史上，管仲的改革已显露这种调和的迹象。

他虽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却不废礼乐，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

在临淄设立“士乡十五”

，让士阶层专司军事与教化，“使士之子恒为士”

，士乡内“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

，形成浓厚的教化氛围。

同时，管仲“定民之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