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孔门四忧：修行的警钟（4 / 7）

“最美妈妈” 吴菊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是 “侠义”。这些行为证明，“徙义” 不必惊天动地，只需在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正如孟子所言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道义的价值超越生命。

四、不善不能改：过错修正的停滞

“不善不能改” 的 “不善”，是 “过失”“缺点”，《论语?学而》“过则勿惮改” 的 “过”；“改” 是 “更正”“修正”，如《周易?益卦》“有过则改”。孔子认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 “过则改之”，“不善不能改” 是 “知过而不改”，如 “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以掩饰而非修正，导致停滞不前。

孔子本人 “过则必改”，在周游列国时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便 “矢之曰” 自证（《论语?雍也》），以坦诚回应质疑；“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承认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以自省道出对乐的沉迷；“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既批评冉有，也反思自己 “未能教好弟子”。这种 “改过” 的自觉，使孔子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不善不能改” 的悲剧，在历史中反复上演。商纣王 “知过而不改”，大臣比干 “强谏纣”，纣曰 “吾闻圣人心有七窍”，遂 “剖比干，观其心”（《史记?殷本纪》），最终 “武王伐纣，纣兵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隋炀帝 “自负才学”，臣下 “有谏者辄杀之”，如 “薛道衡因‘空梁落燕泥’诗句遭忌被杀”，明知 “大兴土木、三征高丽” 是错却 “执迷不悟”，最终 “江都兵变” 被杀，印证了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的古训。

“改过” 的典范，首推唐太宗李世民。他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重用魏徵等谏臣，“魏徵前后陈谏二百余事，皆切中时弊”，即便 “龙颜大怒”，仍 “纳谏改过”。如贞观四年，太宗欲修洛阳宫，张玄素谏 “陛下初平东都，曾观广殿，皆撤毁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复修之，是隋役又兴”，太宗 “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遂停作，赐玄素彩二百匹”（《贞观政要?纳谏》），这种 “从谏如流” 的改过，成就了 “贞观之治”。

宋代的司马光，晚年 “着《资治通鉴》，因‘失察’而误记史实，闻过即改”。《资治通鉴》初刊后，学者刘恕发现 “关于唐代牛李党争” 的记载有误，司马光 “闻之，欣然曰：‘微君，吾几误矣！’”，立即 “重加考订，修正其误”（《宋史?刘恕传》）。他在《训俭示康》中反思自己 “少时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却曾 “得家书，言‘京师物价高，居大不易’，遂稍增用度”，便 “深自悔责，其后终身俭素”，这种 “改过” 的坦诚，使《资治通鉴》成为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的史学名着。

明代的徐光启，“向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法，知旧历之误而改之”。他发现 “大统历（明代官方历法）多有误差”，便 “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引入西方科学方法”，主持编撰《崇祯历书》，“考正历法，修正误差”（《明史?徐光启传》）。面对 “祖宗之法不可变” 的质疑，徐光启 “据理力争，谓‘苟利于国，何论古今’”，这种 “学术上的改过”，推动了中国古代历法的进步，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

当代的 “改过”，从个人到社会都有体现：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