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中庸至德：久湮的中道之光（2 / 6）

子在评论郑国子产的治国方略时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临终前告诫继任者子大叔 “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正是对中庸之道的践行。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既推行 “相地而衰征” 的改革（猛），又实行 “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的富民政策（宽），使齐国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展现了政治中庸的成效。

在个人修养上，中庸体现为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的人格特质。孔子本人便是这种特质的典范：他对待弟子 “因材施教”，对子路的 “过” 加以约束，对冉有的 “不及” 加以鼓励；他周游列国时，既 “危行言逊” 以避祸，又 “知其不可而为之” 以行道；他评价人物，既肯定管仲的 “如其仁”，又批评其 “器小”，这种全面辩证的态度，正是中庸的人格化。

中庸还意味着在原则与权变之间找到平衡。孔子说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权” 即通权达变，是中庸的高级形态。“嫂溺，援之以手”（《孟子?离娄上》）的典故，生动诠释了这种权变：“男女授受不亲” 是常规原则（经），“嫂溺援之以手” 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变（权），二者都是中庸的体现，因为它们都符合 “义” 的根本要求。

三、民鲜久矣：中庸失落的历史轨迹

孔子感叹 “民鲜久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春秋时期中庸之道逐渐失落的敏锐洞察。周平王东迁后，“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大夫专权，整个社会陷入 “过” 与 “不及” 的极端：晋献公 “骊姬之乱” 废长立幼（过），齐桓公晚年任用奸佞（过），宋襄公 “泓水之战” 迂腐守礼（不及），这些都是偏离中庸的典型案例，孔子目睹了这一切，才发出如此深沉的感叹。

战国时期，中庸之道进一步被边缘化。诸子百家虽各有建树，却多走向极端：墨子 “兼爱”“非攻”，否定差序之爱（不及）；杨朱 “为我”“贵己”，否定社会责任（过）；法家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否定道德教化（过）；道家 “绝圣弃智”“小国寡民”，否定文明进步（不及）。孟子批评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正是对这种极端化倾向的批判。

秦汉时期，中庸思想在实践中遭遇曲折。秦始皇 “焚书坑儒”“严刑峻法”，是 “过” 的极致；汉初 “无为而治”，虽一度恢复生机，却导致诸侯坐大（七国之乱），是 “不及” 的表现。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似推崇儒家，实则 “外儒内法”，将中庸异化为 “霸王道杂之” 的权术，失去了其 “至德” 的本质。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 学说，将 “中” 神秘化为 “天之道”，却在实践中沦为谶纬迷信的工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放达之风取代了中庸。“竹林七贤” 追求 “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 “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 “礼岂为我辈设也”，这种对礼教的极端反抗，是对 “过” 的另一种演绎；而佛教的传入，虽带来新的思想资源，却也导致 “因果报应”“出世修行” 等观念盛行，与中庸的 “入世” 精神形成张力，进一步加剧了 “民鲜久矣” 的局面。

唐宋时期，中庸思想虽有复兴，却仍未完全回归本真。韩愈倡导 “古文运动”，试图重振儒家道统，却过于强调 “排佛老” 的极端；程朱理学将 “中庸” 纳入 “天理” 体系，“存天理，灭人欲” 的主张虽强调 “中”，却带有禁欲主义色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