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君子不陷：仁与智的辩证（3 / 7）

“凡庸之人，只因宠私，骤居要职”，连续三次上书，甚至在朝堂上与仁宗争执，“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终迫使张尧佐辞职。包拯的 “逝”，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基于对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的坚守，他知开封府时 “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却也制定 “包待制知开封府，人莫敢犯，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的制度，以智慧保障担当的成效。

这些历史案例表明，“可逝也” 的 “逝”，是基于道义的主动选择：它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对 “仁” 的践行；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对责任的担当。正如孔子所言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里的 “杀身成仁”，是在绝境中对仁的坚守，而非主动跳入 “井中” 的愚行。

三、不可陷也：智者的明辨之慧

“不可陷也”，是孔子对仁的重要限定 —— 真正的仁者，懂得保护自己以持续践行仁道，而非陷入无法自拔的绝境。战国时期的孟子，曾对齐宣王说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强调仁需要智慧的引导，否则便会 “陷溺其心”。“陷” 字本义为 “坠入陷阱”，《说文解字》“陷，高下也”，引申为陷入困境，孔子用 “不可陷” 警示弟子：仁爱若失去理智的约束，终将沦为灾难。

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便是 “陷而不悟” 的反面教材。泓水之战（前 638 年）中，楚军渡河时，公子目夷建议 “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宋襄公却坚持 “君子不重伤（不伤害受伤者），不禽二毛（不俘虏年老士兵）”，等楚军列阵完毕才开战。战斗中，宋襄公亲率军冲锋，被楚军射中大腿，大败而归，次年因伤重去世。他所谓的 “仁”，是脱离实际的迂腐，《左传》批评 “宋公迂也。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 是 “不知战”，孔子虽未直接评价，却通过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暗示：形式化的 “仁”，恰是对仁的背叛。

汉代的晁错，主张 “削藩” 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志可嘉，却缺乏 “不可陷” 的智慧。他未充分考虑诸侯势力的强大，景帝前元三年（前 154 年），晁错 “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先削楚东海郡、赵常山郡、胶西六县，引发吴王刘濞联合六国以 “诛晁错，清君侧” 为名叛乱（七国之乱）。晁错此时仍未意识到危险，反而建议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袁盎趁机进言 “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最终晁错被 “衣朝衣斩东市”。司马迁评价 “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可见缺乏智慧的 “仁政”，不仅无法成事，反而危及自身，更谈不上践行仁道。

明代的王阳明，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时展现 “不可陷” 的智慧。正德十四年（1519 年），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王阳明时任南赣巡抚，兵力不足，却沉着应对：先伪造朝廷檄文，称 “边兵十万旦夕至”，迷惑朱宸濠；又释放被俘的朱宸濠部下，让其散布 “官军四合” 的谣言，拖延其进军速度。当朱宸濠察觉中计，率军东下欲攻安庆时，王阳明不去救援安庆（避免陷入敌军预设战场），反而直捣南昌（朱宸濠老巢），迫使朱宸濠回援，最终在鄱阳湖大败叛军，生擒朱宸濠。王阳明的智慧在于：他深知 “不可陷” 不是逃避，而是通过灵活战术创造有利局面，以最小代价实现平叛（仁）的目标。

这些案例印证了 “不可陷也” 的深意：真正的仁者，既能 “见义而为”，又能 “量力而行”；既能坚守原则，又能灵活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