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变革之道，臻于至善（7 / 8）

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主张 “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虽过于极端，却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奠定基础。韩愈弟子李翱作《复性书》，融合儒释，主张 “性善情恶”，“复性” 即 “灭情复性”，开理学先河。

宋代是 “鲁变至道” 的深化期。范仲淹推行 “庆历新政”，既 “明黜陟、抑侥幸”（改革吏治，齐之务实），“考核官吏，升迁罢黜”，又 “兴学校、改科举”（振兴教化，鲁之礼乐），“令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得应试”；王安石变法，以 “因民所利而利之” 为原则（齐），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却也重视 “明礼义以养其心”（鲁），编订《三经新义》作为教材。

虽因执行偏差而失败，却体现了追寻 “道” 的努力。宋太祖曾问赵普 “天下何物最大？” 普曰 “道理最大”，可见宋代对 “道” 的重视。

明代王阳明，提出 “心即理”“知行合一”，将 “道” 内化于心。他平定宁王叛乱，展现务实能力（齐），“宸濠之乱” 爆发后，王阳明迅速组织兵力，“佯攻南昌，实捣九江”，三十五天即平定叛乱；又推行 “南赣乡约”，教化百姓（鲁），“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说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强调 “道” 的核心是人心向善。这种 “内圣外王” 的实践，是 “道” 在个人与社会层面的统一。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既 “摊丁入亩”“改土归流”（齐之务实），“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废除土司制度，实行流官统治”，又编订《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鲁之礼乐），《四库全书》收书 3461 种， 卷，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形成 “康乾盛世”，虽后期闭关锁国，偏离 “道” 的开放内涵，却仍是传统社会 “道” 之实践的高峰。

六、现代启示：从齐鲁之变看当代 “道” 之构建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的思想，对当代社会仍有深刻启示。现代社会如同当年的齐国，重视科技、经济（功利务实），却需加强文化、道德建设（礼乐教化）；同时，传统文化的传承如同当年的鲁国，需避免僵化，与时俱进（革新至道）。

在经济领域，“齐变至鲁” 意味着发展不能只追求 Gdp，需兼顾社会公平与道德建设。如浙江的 “千万工程”，2003 年启动以来，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齐），“实现村村通公路、通水电、通网络”，又传承乡村文化（鲁），“保护古村落、古民居，传承传统技艺”，使 “绿水青山” 变成 “金山银山”，农民人均收入从 2003 年的 5431 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元，同时 “乡风文明” 蔚然成风，“好人榜”“乡贤参事会” 遍布乡村，接近 “道” 的境界。

在政治领域，“鲁变至道” 要求制度建设需注入 “仁” 的内核。“服务型政府” 的构建，既要提高行政效率（齐），又要 “以人民为中心”（鲁），如 “最多跑一次” 改革（务实），浙江自 2016 年推行以来，“80% 以上事项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企业和群众办事时间平均减少 60% 以上”，与 “精准扶贫”（仁政）结合，“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正是 “道” 的实践。

在文化领域，需平衡传承与创新。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像鲁国那样固守形式，也不能像齐国那样全盘功利化，而应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故宫博物院，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