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汶上之风：闵子骞的拒仕操守（10 / 12）

权力网络中，任何职位都与这种不义的经济基础紧密相连。

二十、季氏与其他家族的权力斗争：从 “三桓” 共治到季氏独大

季氏的专权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与孟孙氏、叔孙氏（合称 “三桓”）及公室的斗争中逐渐实现独大，这种权力斗争充满了阴谋与血腥，也反映了春秋时期宗法制度的崩溃。

“三桓” 的形成与合作：“三桓” 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季氏为季友之后，孟孙氏为庆父之后，叔孙氏为叔牙之后。在春秋初期，“三桓” 曾联手对抗公室，如鲁文公死后，“三桓” 共同驱逐了文公的宠妃敬嬴及其子倭，拥立鲁宣公。这种合作让他们共同掌握了鲁国的实权，形成 “三桓” 共治的局面。

季氏与孟孙氏的斗争：随着权力的膨胀，“三桓” 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季平子时，与孟孙氏的孟懿子因土地问题发生冲突，季平子 “伐孟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双方兵戎相见。后来孟孙氏联合叔孙氏、公室反击，将季平子赶出鲁国，但季平子通过贿赂等手段得以返回，并重掌大权。

季氏与叔孙氏的博弈：叔孙氏在 “三桓” 中势力较弱，时而依附季氏，时而联合公室。鲁昭公二十五年，叔孙氏的叔孙昭子曾支持公室反对季氏，但看到季氏势力强大后又转而支持季氏，导致鲁昭公流亡。这种摇摆反映了中小家族在强权面前的无奈，也让季氏得以利用矛盾巩固权力。

季氏对公室的压制：季氏通过削弱公室的权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控制鲁国的军队，让公室无兵可用；垄断国家财政，让公室 “贫于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甚至干预君位继承，如鲁昭公死后，季氏拥立鲁定公，完全掌控了君权。

季氏在权力斗争中的手段虽然卑劣，却客观上加速了鲁国宗法制度的崩溃，为后来的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埋下伏笔。但这种以不义手段获取的权力，终究难以长久，战国时期季氏逐渐衰落，最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闵子骞的操守却穿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精神财富。

二十一、闵子骞的 “义” 与孔子的 “道”：儒家伦理的传承与发展

闵子骞的 “义” 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受孔子 “道” 的影响，是儒家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孔子的 “仁” 到闵子骞的 “义”，儒家伦理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形成了完整的道德体系。

孔子的 “仁” 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孔子说 “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仁” 是一种普遍的爱，包括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悌、对朋友的信、对他人的恕。这种 “仁” 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如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闵子骞的 “义” 是 “仁” 的具体体现：“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义” 是在具体情境中做出适宜的选择。闵子骞拒绝季氏，是因为他认为担任费宰 “不宜”—— 不符合 “仁” 的要求；他劝阻父亲休妻，是因为 “母在一子寒，母去四子单” 是 “宜” 的选择。这种 “义” 是对 “仁” 的践行，让抽象的 “仁” 变得可感可知。

儒家伦理的传承脉络：孔子之后，孟子将 “仁” 发展为 “仁政”，强调统治者要 “以民为本”；荀子则重视 “礼”，认为 “礼者，养也”（《荀子?礼论》），通过礼仪规范人们的行为。闵子骞的 “义” 处于孔子与孟荀之间，上承孔子的 “仁”，下启孟子的 “义利之辨”，是儒家伦理传承中的重要环节。

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在现代社会，孔子的 “仁” 可以转化为 “人道主义”，闵子骞的 “义” 可以转化为 “正义感”，孟子的 “仁政” 可以转化为 “民生关怀”，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