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6章 活着,纯粹地活着!(1 / 6)
七号“和谐”公寓楼体歪斜,仿佛随时要向伏尔加河倾倒,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旧报纸,勉强抵挡着零下二十度的酷寒。街面上,人们排成一条僵硬的长蛇,裹着单薄的大衣,脚踩破旧毡靴,在面包店铁门前蠕动。队伍沉默得可怕,只有冻僵的牙齿偶尔磕碰的轻响,以及管理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用扩音喇叭发出的、毫无温度的指令:“秩序!同志们,秩序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石!”这声音在铅灰色的天幕下回荡,像生锈的锯子拉扯着每个人的神经。排队的人们缩着脖子,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方——前方只有同样空洞的背影。这就是伏尔加街的日常:一种被苏联齿轮反复碾压后,渗入骨髓的市井压迫感。生活不是活着,而是排队、等待、在官僚表格的迷宫里耗尽最后一丝热气。人们早已学会,灵魂的饱满与否,远不如粮票的厚薄来得实在。
七号公寓三楼,住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托夫。邻居们提起他,总先啐一口:“那个老怪物!”初见他的人,无不被那副拒人千里的冷脸吓退。他身形瘦削,总穿着洗得发白、肘部磨出毛边的旧呢大衣,无论冬夏。走路时头微扬,目光掠过人群,仿佛在看一群移动的家具。他从不参与楼道里的闲谈,更不加入面包队——这在伏尔加街简直是叛国行为。管理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曾亲自敲开他的门,用带着威胁的官腔质问:“科托夫同志,你的面包配额记录显示异常!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不排队的公民!”谢尔盖只是平静地递出一张皱巴巴的旧面包券,上面印着“1947年下诺夫哥罗德面包配给站”,日期早已过期。瓦西里气得胡子直抖,却拿这张“历史文物”毫无办法。久而久之,大家认定他高冷、孤僻,甚至有点危险,是那种“灵魂被冻僵了”的怪人。
然而,时间这把钝刀子,总能削掉误解的硬壳。住在二楼的寡妇安娜·彼得罗夫娜,有次在楼道摔断了腿。整栋楼竟无一人停下脚步——排队买面包的队伍比她的呻吟更紧迫。唯有谢尔盖,像幽灵般无声出现。他没说话,只是默默扶起安娜,用自己那件破大衣裹住她颤抖的身子,又从不知何处变出一小罐热汤,用勺子耐心地喂她。汤是寻常的卷心菜汤,却烫得恰到好处。安娜后来对人说:“那汤……像我母亲在战前熬的。”更让人费解的是,他总在黄昏时分,悄悄出现在街角废弃的儿童游乐场。那儿早已荒芜,秋千锈得吱呀作响,滑梯上积着厚厚的雪。谢尔盖会蹲在雪地里,笨拙地堆一个歪歪扭扭的雪人,然后掏出兜里仅有的半块黑麦面包,掰碎了撒在雪人脚下。孩子们起初怕他,远远躲着。可他从不靠近,只是坐在长椅上,眼神清澈得像伏尔加河解冻时的第一道涟漪,静静看着孩子们在远处打雪仗。有个叫米什卡的小男孩,有次雪球砸偏了,滚到谢尔盖脚边。谢尔盖没说话,弯腰捡起雪球,轻轻扔回去——雪球在空中划出一道柔和的弧线,稳稳落在米什卡脚边。米什卡愣住了,那雪球软乎乎的,一点不疼。第二天,米什卡竟主动跑过去,和谢尔盖一起堆雪人。谢尔盖的嘴角,第一次浮现出孩子般纯粹的笑意,像冰封河面裂开的一道细小暖流。人们这才恍然:这老怪物,灵魂竟像初雪一样干净。他不追求“光荣劳动者”的奖章,不眼红邻居新分到的、只有六平米的“改善住房”,甚至对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鼓吹的“集体农庄模范事迹报告会”嗤之以鼻。他活得无声无息,却像一株在水泥缝里钻出的野草,固执地守护着内心的纯粹。伏尔加街的浑浊空气里,他像一滴意外滴落的清水。
新搬来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索科洛夫,是第一个察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对劲”的人。米哈伊尔是噩罗海城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因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存在主义”的论文触了霉头,被“下放”到下诺夫哥罗德的档案馆“接受再教育”。他带着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被放逐的疲惫,住进了七号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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