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4章 突厥处罗可汗暴毙（4 / 5）

万全之策”

。

处罗却以“此恩不可忘”

为由，强行调集兵力，准备联合梁师都等割据势力筹备南征。

然而，处罗可汗的军事计划尚未实施，便突遭变故。

史载其“将出师，遇暴疾而卒”

，从病到死亡仅数日，病程极短。

关于病因，正史记载较为模糊，《隋书·北狄传》称其“忽呕血不止”

，《旧唐书·突厥传》仅以“暴疾”

概括。

结合突厥贵族普遍酗酒的习俗（《新唐书·突厥传》载处罗“性素沉湎酒色”

），现代学者推测其可能死于急性肝病或心血管疾病。

另有史料提及当时漠北“久雨，卒大疫，死者甚众”

（《隋书·北狄传》），或暗示处罗感染了流行性疾病。

处罗生前欲立儿子奥射设，但义成公主以“奥射设丑弱，不类可汗”

为由反对，处罗卒后，义成公主支持其弟咄苾（继位后称颉利可汗）继位。

现代学者吴玉贵在《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指出，处罗之死极可能是突厥亲唐派与亲隋派博弈的结果，义成公主为确保自身在突厥的政治影响力，其一直想要重新恢复隋朝统治，便选择更具进攻性的颉利可汗继位，而处罗对中原的怀柔政策已不符合突厥贵族利益。

义成公主作为隋朝遗脉的核心维护者，长期致力于联合突厥反唐，其“在虏庭有宠，突厥法令多由其出”

。

然而，史书从未记载她与处罗之死存在直接关联。

所谓“义成公主以五石散毒杀处罗”

之说，实为后世附会，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提及此传闻，但明确指出：“义成素欲存隋，处罗方行其志，岂有害之之理？”

，五石散（寒食散）盛行于魏晋，至隋唐时已趋衰落，且主要流行于中原士族阶层，突厥医药体系以萨满巫术与草原草药为主，未见贵族服用五石散的记录。

处罗之死的直接影响是迫使突厥开始战略转向。

颉利可汗放弃攻取并州的计划，转而利用杨政道政权固守定襄，同时频繁南下劫掠唐境。

与此同时，处罗死前对漠北诸部采取分化策略，对反叛的薛延陀、回纥等铁勒部落实施军事打击，《旧唐书》称“处罗兵击薛延陀，大破之”

，而对契丹、奚等部则通过联姻笼络，依旧维系突厥在草原的霸权。

处罗可汗的短暂统治虽未能逆转突厥衰势，却深刻影响了7世纪初的东亚格局。

他扶植的“后隋”

政权成为突厥干预中原的跳板，隋朝后裔杨政道部众后被唐太宗收编为“蕃口”

，加了胡汉融合；其对隋制的模仿，如“突厥始立长史、司马，盖拟夏官”

，客观上推动了草原政权的官僚化尝试。

然而，其战略局限性亦显露无遗，处罗可汗过度依赖隋朝残余势力，未能有效整合草原诸部，导致突厥在颉利时代陷入“诸部离心，频年大雪，六畜多死”

的困境。

贞观四年（630年），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获，东突厥汗国灭亡，而这一结局的伏笔，早在处罗时代已然埋下祸根。

历史长河中，处罗可汗的形象常被颉利的锋芒遮蔽，但其作为隋唐易代的亲历者、游牧文明转型的探索者，其经历和政治行为仍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他的一生折射出草原帝国在传统部落制与中原集权模式间的摇摆，其政治抉择既受制于突厥贵族的利益博弈，亦被裹挟于中原王朝更迭的洪流。

从长安朝觐的王子到定襄城里的“隋王”

庇护者，从雁门之围的参与者到唐突对抗的策划者，处罗可汗的个人命运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