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4章 后秦大臣徐众（徐嵩）（2 / 3）

。他采取“连营叛逃”策略，将部队分散部署于长安近郊渭水两岸及武功、咸阳等地，连营数十里，形成包围态势。此战术可避免被东晋军集中歼灭，又能袭扰长安粮道与交通线，试图以持久战消耗守军实力。

徐众叛乱引发连锁反应，关中后秦旧部与地方势力纷纷响应，叛乱范围扩大。东晋守将刘义真年幼，辅政王修虽试图平叛，却因兵力有限、指挥不力屡屡受挫。徐众多次击败东晋军小规模进攻，一度攻至长安城下，威胁东晋在关中统治。刘裕震惊，急派檀道济、刘荣祖率军北上驰援。

檀道济是刘裕麾下名将，“勇冠三军、善用谋略”，北伐中屡立战功；刘荣祖骁勇善战，常冲锋陷阵斩敌主将。二人抵关中后，调整战术，集中兵力猛攻叛军连营。先克徐众部署在武功的大营，斩叛军数千人，打破包围；再沿渭水西进，逐个击破营垒，将徐众主力逼至咸阳附近平原。

徐众见连营被破，收拢残部与檀道济、刘荣祖大军决战。决战中，他身先士卒，率叛军奋勇冲锋，试图突破防线。但叛军多为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缺乏统一指挥与正规训练，面对东晋精锐猛攻，很快阵脚大乱。檀道济正面牵制，刘荣祖率骑兵绕后突袭，叛军腹背受敌，全线崩溃。徐众在乱军中奋力抵抗，身中数箭，最终被刘荣祖麾下将领擒获，残余势力彻底剿灭。

徐众被俘后，檀道济为震慑关中残余势力，下令将其斩首示众，随后清算参与叛乱的后秦旧部，关中抗晋浪潮平息。徐众之死，标志后秦残余势力复国企图破灭，为刘裕北伐收官。

从历史结局看，徐众抵抗是场悲剧。他处后秦覆灭末世，凭皇室女婿身份与一腔忠义，聚乌合之众抗东晋精锐，如以卵击石，失败早已注定。但从另一角度，其抵抗并非毫无意义——既是对姚氏王朝的最后忠诚，也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汉化中，臣子“忠义”观念的集中体现。后秦虽为羌族政权，却深受汉文化影响，姚兴推崇儒学、重用汉族士大夫，“忠君爱国”观念深入统治阶层。徐众受此熏陶，国破家亡时选择抵抗，而非投降，正是这一观念的实践。

徐众事迹虽记载简略，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唐代房玄龄《晋书》为其立传，记“聚残众叛逃”“为檀道济所灭”，视其为后秦灭亡的代表性人物；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详载其叛乱背景与过程，结合刘裕北伐、长安守将内斗等事件，还原十六国末期关中混乱局势。

从历史进程看，徐众抵抗是北方政权在东晋北伐压力下的最后挣扎。刘裕北伐虽未长期占据关中，却沉重打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隋朝统一奠定基础。徐众作为“失败者”，事迹虽不光彩，却成历史镜子，映照乱世中个体在时代洪流的渺小与无奈，让人窥见十六国政权更迭的残酷复杂。

关于徐众的历史评价，历来争议不断。支持者认为，他国破家亡时拒降抗晋，体现“忠臣不事二主”的忠义，即便失败也值得肯定；反对者则称后秦腐朽、姚泓无能，灭亡是必然，徐众抵抗是“愚忠”，未救后秦反让关中百姓再陷战乱，加剧动荡。

客观而言，徐众行为有可肯定之处，也有局限性。从忠义角度，政权覆灭后选择抵抗，不苟且偷生，符合当时对“忠臣”的期待，尤其在后秦受汉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具道德合理性；从历史发展看，后秦灭亡是多因素所致，刘裕北伐顺应“统一”趋势，徐众抵抗逆历史潮流，注定失败。此外，其抵抗确给关中百姓带来额外战乱，致更多人流离，这是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徐众的争议，恰恰反映十六国历史的复杂性。此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民族矛盾尖锐，“忠君”与“爱国”观念常与政权归属、民族认同交织，难用“忠义”或“愚忠”简单评判。徐众作为后秦贵戚，选择是个人品格与时代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