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夫子的取舍（8 / 9）

的科技自立，使个人价值与国家利益相结合，这种 “所好” 关乎国家命脉，超越个人财富。

八、义利之辨的现代价值：对抗拜金与虚无的精神武器

“富而可求” 对抗 “拜金主义” 的极端与异化。拜金主义将财富视为唯一价值标准，如 “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 的扭曲观念，将物质凌驾于情感之上；而 “可求” 强调 “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如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的古训，提醒财富是手段而非目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 “需求层次理论” 将 “生理需求”（财富满足）作为基础，更高层次是 “自我实现”，与孔子 “富而可求” 后追求 “从吾所好” 相通 —— 财富是实现自我的工具，而非终极目标。当代 “极简主义” 生活方式的流行，“断舍离” 非必要消费，专注 “真正需要”，也是对拜金主义的反思，与 “可求” 的适度原则一致。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对抗 “虚无主义” 的消极与颓废。虚无主义认为 “一切皆无意义”，放弃对价值的追求，如 “躺平” 文化中的极端者 ——“不工作、不消费、不社交”，否定奋斗的意义；而 “从吾所好” 主张在财富之外寻找意义，如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的理想主义，“采菊东篱下” 的审美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的伦理关怀，这些 “所好” 能支撑人在贫困中保持尊严，正如《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贫困中坚守操守，小人则会放纵堕落。当代 “志愿服务” 的兴起，“90 后”“00 后” 参与支教、环保、救灾等公益活动，在 “无利可图” 中获得价值感，正是 “从吾所好” 的现代实践。

“义利平衡” 的现代意义，在于构建健康的个体财富观与社会价值体系。社会层面需完善 “合法致富” 的制度环境（保障可求）—— 加强产权保护，打击非法获利；倡导 “社会责任” 的文化氛围（鼓励从好）—— 通过税收优惠、荣誉表彰激励公益行为。个人层面需明确 “什么值得追求”—— 财富是 “必要条件” 而非 “充分条件”，真正的幸福在于 “求富” 的正当性与 “从好” 的充实感，正如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提出的 “心流” 理论，最幸福的时刻是全情投入 “所好” 的活动，而非获得财富的瞬间。孔子在市集上的驻足，既不鄙夷执鞭者的卑微，也不羡慕不义者的富贵，只在义利之间守住本心，这种智慧对当代人仍有深刻启示。

九、求富与从心的终极意义：人生的自主与自由

“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的终极意义，是承认物质基础的合理性，打破 “重义轻利” 的道德虚伪 —— 儒家从不主张 “安贫乐道” 的刻意苦行，而是 “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的自然状态，贫困时不怨天尤人，富贵时不失谦逊礼仪。“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则是肯定精神追求的超越性，拒绝 “唯利是图” 的价值低俗 ——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正在于有超越物质的精神需求，正如《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从孔子的市集抉择到当代的人生选择，“求富与从心” 的智慧始终未变。它告诉我们：财富如舟，道义如舵，无舟难行远，无舵易迷航；“执鞭之士” 的价值不在职业高低，而在是否 “可求”—— 是否通过正当途径获利；“从吾所好” 的意义不在贫穷富贵，而在是否 “甘心”—— 是否坚守内心的精神追求。正如范仲淹所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自由，才是 “求富与从心” 的终极指向。

在这个财富诱惑日益增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