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变革之道，臻于至善（2 / 8）

孔子周游列国不被重用后，返鲁删订《春秋》，主张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将礼乐教化视为治国根本。季孙氏用 “八佾舞于庭”，孔子怒斥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可见其对礼乐的坚守。

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人才选拔上。齐国 “举贤而上功”，不问出身，如管仲出身贫贱，曾射齐桓公中钩，却被齐桓公拜为相；宁戚是喂牛的平民，因一曲《饭牛歌》“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 被重用为大夫。鲁国则 “尊尊而亲亲”，注重血缘宗法，大夫多为公族之后，如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皆为鲁桓公后裔。孔子周游列国前，在鲁国仅任中都宰、大司寇等职，终因与季孙氏政见不合而离开，可见鲁国人才机制的封闭。

然而，齐国的功利主义也埋下隐患。齐桓公晚年，重用易牙、竖刁等奸佞。易牙为讨好桓公，杀子烹羹；竖刁自宫以近君。管仲临终前劝桓公驱逐三人，桓公不听。桓公病重时，五公子争位，易牙、竖刁堵塞宫门，桓公身死六十七日不葬，尸虫出于户，霸业衰落。景公时期虽有晏婴辅政，却难挽颓势，最终被田氏取代，田成子 “大斗出贷，小斗收”，收买民心，印证了 “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道理。

鲁国的礼乐传统虽保文化正统，却因过于僵化，“三桓” 专权，公室衰微。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瓜分公室土地，甚至祭祀时用天子之礼，孔子感叹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最终鲁国被楚国所灭，留下 “礼崩乐坏” 的叹息。孔子正是看到两国的优劣，才提出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齐国需借鉴鲁国的礼乐教化以补功利之弊，鲁国需革新僵化的礼制以达 “道” 的境界。

二、齐变至鲁：功利与礼乐的调和

齐国的变革潜力在于其务实精神，若能引入鲁国的礼乐教化，便可实现 “齐一变至于鲁”。历史上，管仲的改革已显露这种调和的迹象。他虽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却不废礼乐，提出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临淄设立 “士乡十五”，让士阶层专司军事与教化，“使士之子恒为士”，士乡内 “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形成浓厚的教化氛围。

同时，管仲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将百姓按职业划分居住区域，“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互不干扰。这种 “士导于礼，民安于业” 的治理模式，正是齐国吸收礼乐文化的体现。他还制定 “三选” 制度：乡长推荐贤能，官长考察试用，国君面试任命，既保留齐国 “举贤” 传统，又注入 “孝悌” 等礼乐标准。

晏婴辅政景公时，进一步推动这种调和。他虽反对过度奢华，却重视礼仪的象征意义。景公想厚葬晏子，晏子力辞，说：“吾生也有涯，死也有涯，吾何以厚葬为？” 他的住宅 “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景公多次想为他换豪宅，晏婴婉拒：“臣先人居此，臣不足以嗣之，于臣足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却在外交场合坚守礼仪，出使楚国时，面对 “狗门” 之辱，以 “使狗国者从狗门入” 反讥，维护齐国尊严；在 “晏子使楚” 的典故中，楚王嘲笑齐人善盗，晏婴以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巧对，指出 “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既不失智慧，又合乎礼节。晏婴的 “和而不同” 思想，正是对齐国功利文化与鲁国礼乐文化的融合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种既讲实效又重原则的态度，为 “齐变至鲁” 提供了思想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