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直生罔免:生存的道义根基(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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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鸩自尽,结束了他充满投机的一生。他的 “生”,确实依靠智谋和手腕避开了许多危机,却最终没能逃过 “罔” 所带来的祸患,印证了 “侥幸” 的不可靠。

安禄山:叛乱称帝后的众叛亲离。安禄山凭借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谄媚,一路升迁,成为三镇节度使。他以 “清君侧” 为名发动安史之乱,一度占领洛阳、长安,自立为帝。但这种依靠背叛和欺骗建立的政权,终究是空中楼阁。安禄山晚年失明,性情暴躁,最终被儿子安庆绪所杀,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他的 “生”,是典型的 “罔免”—— 靠叛乱获得帝位,却在内部的猜忌和背叛中走向灭亡。

和珅:富可敌国后的狱中自缢。和珅凭借乾隆帝的宠信,利用职权大肆贪污,聚敛的财富相当于清朝十五年的财政收入。他精于算计,善于讨好乾隆,一次次避开了御史的弹劾,堪称 “罔” 的高手。但乾隆帝去世后,嘉庆帝立即下令抄家,和珅被赐狱中自缢。他的 “生”,在几十年间靠着投机取巧和阿谀奉承 “幸而免”,却终究在新帝的清算中轰然倒塌,印证了 “罔” 的生存不过是暂时的侥幸。

这些投机者的结局表明:“罔” 所能带来的,只是暂时的安全和利益,如同沙滩上的城堡,看似坚固,却经不起海浪的冲刷。一旦支撑 “罔” 的外部条件消失,灾祸便会接踵而至,这便是 “幸而免” 的本质 —— 不是真正的安全,只是灾祸尚未降临。

六、孔子的 “直道” 实践:周游列国中的坚守与智慧

孔子一生践行 “直道”,却并非不懂变通的迂腐。他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既坚守 “直” 的本质,又运用智慧应对复杂的环境,展现了 “直” 的灵活性与生命力。

在鲁国的 “直道” 为官。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面对季氏的僭越行为,坚决反对 “八佾舞于庭”;处理案件时,主张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认为这才是符合人性的 “直”。他的 “直”,不是机械地遵守法律,而是兼顾法理与人情的平衡。当鲁国的政治环境不再适合推行直道时,他选择离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选择,正是 “直” 的体现。

在卫国的 “直道” 应对。孔子在卫国时,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他,弟子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他并非不知见南子可能引起非议,而是认为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适当的妥协是为了保存实力。这种 “直”,不是鲁莽的对抗,而是审时度势的智慧。

在陈蔡的 “直道” 坚守。陈蔡绝粮时,弟子们多有怨言,孔子却依然 “讲诵弦歌不衰”。他对子路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 “直生” 的内涵 —— 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坚守内心的道义。这种在绝境中的坚守,让 “直” 超越了外在的环境,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

孔子的 “直道” 实践,告诉我们:“直” 不是一根筋的固执,而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应对各种情况。它既要有 “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勇气,也要有 “邦无道,免于刑戮” 的智慧,这样才能让 “直” 在复杂的现实中扎根生长。

七、“直” 与 “曲” 的辩证:儒家的生存智慧

儒家并非一味强调 “直” 而排斥 “曲”,而是主张在 “直” 的基础上,适当运用 “曲” 的智慧,实现 “直” 的目的。这种 “直” 与 “曲” 的辩证,体现了儒家深刻的生存智慧。

“曲” 是 “直” 的保护色。《周易?系辞》说 “曲成万物而不遗”,弯曲才能成就万物。儒家主张的 “曲”,不是违背 “直” 的原则,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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