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牖间之手：伯牛之疾与天命沉思（5 / 8）

留有告别的余地，后者则充满猝不及防的痛感。

相同的底色：无论是对伯牛的叹息还是对颜回的痛哭，都蕴含着 “哀而不伤” 的节制。孔子虽悲痛，却从未否定天命，也未动摇对德行的坚守。他称赞颜回 “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惋惜伯牛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本质上都是对 “善” 的珍视。这种 “惜善” 之心，是儒家生死观的核心 ——生命的价值在于是否践行善，死亡的悲哀在于善的消逝。

生死教育的示范：孔子对弟子生死的态度，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当子路问 “死” 时，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将关注点引向现世的生命意义。伯牛与颜回的生死，成为孔子 “生有所为，死有所安” 理念的生动教材，告诉弟子们：生时要如伯牛般坚守德行，临终要如颜回般坦然面对。

在山东曲阜孔林，伯牛与颜回的墓相距不远，都朴素无华，与孔子墓形成 “师徒三圣” 的格局。这种空间布局仿佛在诉说：生死有别，但德行的传承无间；地位有差，但精神的光芒同等。历代文人拜谒孔林时，多在两墓前驻足，如元代画家赵孟頫在《谒孔林》诗中写道：“伯牛有疾天何酷，颜子早亡道未孤。千古斯文长在兹，夕阳荒草自荒芜。”

九、古代的疾病认知：从 “神罚” 到 “病理” 的探索

伯牛所患的 “恶疾”，放在春秋时期的医疗认知背景下，更能理解孔子的痛惜与无奈。古代对疾病的解释，经历了从 “神罚” 到 “病理” 的漫长探索，每一步都充满人类对自身的追问。

鬼神致病说：原始社会认为疾病是鬼神作祟，《礼记?檀弓》记载 “夏后氏葬于东阶之上，殷人葬于两楹之间，周人葬于西阶之上”，不同的葬俗对应着对鬼神的不同理解。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多有 “疾年”“疾疫” 的记载，应对方式多为祭祀、占卜，如 “贞：王疾，告于祖乙？”（《甲骨文合集》）。

阴阳失衡说：《黄帝内经》提出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疾病是阴阳失衡所致。伯牛的 “恶疾”，按此理论可能是 “热毒过盛” 或 “正气不足”，治疗需 “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泻”。这种理论虽仍有模糊性，却摆脱了鬼神迷信，走向自然哲学的解释。

气候致病说：《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为晋平公诊病时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这种 “六气致病说”，将疾病与自然环境联系，是古代病理学的重要进步。

伯牛生活的时代，正是从 “鬼神致病” 向 “自然致病” 过渡的时期。孔子虽未直接论述医学，但 “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态度，显然倾向于理性解释。他对伯牛之疾的叹息，不是抱怨鬼神不公，而是哀叹自然规律的无情，这种理性精神为古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十、古代的医疗条件：从巫术到方剂的实践

春秋时期的医疗条件有限，面对伯牛的 “恶疾”，即使是孔子也无能为力。了解当时的医疗实践，更能体会 “自牖执手” 背后的无奈与深情。

巫医不分的时代：春秋时期，巫与医尚未完全分离，《论语?子路》记载 “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可见巫医是当时的主要医疗从业者。他们既用祈祷、符咒等巫术，也用草药、针灸等疗法。如《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景公梦到厉鬼，召桑田巫占卜，巫说 “君不食新矣”，后来景公果然死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