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1章 路标不会说话（2 / 4）

桌子中央，摊着三页信纸。

纸是农村最常见的那种廉价作业本纸，字迹歪歪扭扭，是用最便宜的圆珠笔写的，好几处因为用力过猛，划破了纸背。

“林老师！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虐待了，这构成非法拘禁！那个‘阳光成长矫正中心’根本没有资质，他们把人骗进去，断绝和外界的一切联系，这必须马上立案！”带头的女生叫周芸，她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

林景深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胸前，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他没有看那封信，而是看着眼前的三个学生，她们就像三把出鞘的利剑，闪着理想主义的寒光。

“立案？以谁的名义？我们吗？”他淡淡地问。

“当然是孩子的母亲，王桂香！我们替她写诉状，我们替她……”

“停。”林景深打断了她，“我们不替任何人打官司。记住观察站的第一条准则。”

周芸的嘴张了张，不甘心地闭上了。

“我们的工作，是教她，怎么自己去敲响那扇门。”林景深站起身，从旁边拿过一沓A4打印纸和一支笔，“现在，收起你们的愤怒和同情。我们来做一件事——模拟。”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高压模拟场。

“第一稿，重写。”林景深将周芸她们精心撰写的、充满了法律术语和情感控诉的材料扔回桌上，“信访局窗口的工作人员一天要看几百份材料，你写得像论文，谁有耐心看？第一段，必须说清楚三件事：你是谁，你找谁，他怎么了。不要超过五十个字。”

“第二稿，还是不行。”他指着材料上的“沉痛控诉”、“泣血求助”等字眼，眉头紧锁，“收起这些词。这不是文学创作。对方是公权力机构，你上来就摆出对立姿态，潜意识里就会触发他们的防御机制。把‘我的儿子被他们害得不会说话了’，改成‘我的儿子进入该中心后，出现失语现象，我要求了解具体原因’。前者是情绪，后者是诉求。我们要的是后者。”

“第三稿……格式不对。诉求要点要分条列出，一、二、三。清晰，明确。把那封手写的信作为附件附在后面，而不是把它揉进正文。记住，你们要递交的是一份‘情况说明和诉求申请’，不是一封‘求救信’。”

他让三个法学高材生轮流扮演信访接待人员，用最不耐烦、最敷衍的态度来应对。

“身份证带了吗？”

“这事儿不归我们管，你去教育局问问。”

“材料放下吧，回去等消息。”

每一次，他都逼着她们从对方冰冷的反应里，找到继续对话的缝隙。

他甚至让王桂香本人也来参加了两次模拟。

那位沉默寡言的村妇，起初只是惊恐地看着这群“城里来的文化人”在她面前“演戏”，到后来，她也能在林景深的指导下，磕磕巴巴地背出那几句关键的话。

“我不是来喊冤的，我是来咨询政策，递交材料的。”

“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现在在哪里，他的情况怎么样。”

一周后的清晨，王桂香独自一人走进了县信访局的大门。

她穿了一件被洗得发白的旧外套，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文件袋。

当她走到窗口，将里面的材料递出去时，接待人员下意识地扫了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

那份材料，标题、格式、段落、措辞，甚至连附件的摆放顺序，都和他桌上另一份由县政府法制办下发的标准文件模板，一模一样。

而在省城的大学校园里，顾承宇正在进行一场更为隐蔽的“植入”。

新版《心理学导论》的编写邀请函放在他桌上，出版方的要求很明确：内容要权威、客观，尤其要回避那些在学界尚存争议的理论，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