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王世充政权严刑峻法致民不聊生（1 / 4）

武德三年（620年）春三月的洛阳城中，王世充统治下的阵营形势愈严峻，人心浮动不安。

他手下的将领以及地方州县的官员们，或出于对自身前途命运的考量，或不堪忍受当下的种种困境，纷纷萌生出投降唐朝朝廷的想法。

一时间，前往唐朝阵营投降的人接连不断，使得王世充集团内部人心惶惶，局势愈难以掌控。

根据《资治通鉴》《旧唐书》等正史记载，武德三年（620年）春王世充集团出现的降唐潮，实源于其暴政引的统治危机。

&0t;世充法令严急，遣腹心将帅镇守州县，征督趣，使者项背相望，吏民愁怨。

&0t;

此时降唐的主要是河南道地方官员，其中原为李密旧部的汴州刺史王要汉，于武德三年二月以汴州（今开封）降唐，此举切断了洛阳与江淮的漕运通道。

司马光评：&0t;要汉据汴州，世充东南之道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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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令王雄则率部献出嵩山南麓要塞阳城（今登封告成镇），使唐军得以控制轩辕关，建立进攻洛阳的桥头堡。

亳州总管郭庆携豫东重镇亳州（今安徽亳州）归附，导致王世充失去淮北屏障，此事引连锁反应，《旧唐书》称&0t;亳、豫、陈、颍相继归附&0t;。

襄邑县令王孝辩在尉氏县（今属开封）动兵变，斩杀王世充任命的汴州刺史魏隐，与唐将黄君汉会师，此举震动河南道，《资治通鉴》载&0t;河南州县应之者相继&0t;。

从更深层次分析，先是因为王世充核心势力集团施行&0t;以宫城为狱&0t;的恐怖统治，《旧唐书》称其&0t;猜忌日甚，宿将多被夷戮&0t;；再者，对比唐朝朝廷实施的怀柔政策，《册府元龟》记载唐廷颁布诏令&0t;王世充所属官吏来降者，皆复其官爵&0t;；其次，是王世充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崩溃导致民不聊生，万众离心，《通鉴》载洛阳城内&0t;民食草根木叶皆尽，相与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饼食之，死者相枕于道&0t;。

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最终酿成&0t;河南郡县相继来降&0t;的统治崩塌。

为震慑叛逃者，王世充未能反思改良自身统治策略，反而制定了更为严酷的法令，颁布的“连坐法”

堪称隋唐之际最严酷的律令。

若家族中有一人逃亡，全家无论老少一律处死；如果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互相告则可以免罪。

又规定邻里五家结为一保，若有一家全族逃亡，四邻若未察觉或未及时向官府报告，便四邻全部处死。

这种极端连坐制度导致洛阳城内出现骇人景象。

史载司隶大夫独孤机之子独孤修德因私放逃民被举报，全家三十七口遭腰斩于天津桥；御史大夫郑颋的侄子郑虔象因未及时举报逃亡部曲，致使郑氏五服内亲族百余口被屠戮。

连负责执法的司隶校尉独孤武都也因未能察觉治下逃亡事件，最终与家眷十七人同被绞杀。

结果，洛阳城陷入了恐怖的恶性循环，王世充割据势力杀的人越来越多，偷偷逃亡的人反而更加严重，&0t;诛杀不可胜计，而亡者愈多&0t;。

仅正月到三月间，洛阳政权司隶台登记的处决案牍就积压七百余宗，平均每日有二十三个家庭被满门抄斩。

这种暴政导致&0t;自唐兵围洛阳，守备日严，民食日乏，炊骨爨骸，死者什七八&0t;。

在城门管控方面，王世充颁布的《樵采令》：&0t;民出樵采，皆以官给木契，日不过百人&0t;。

负责东城门的左监门将军霍世举因私放樵采者被腰斩，其级悬于建国门示众三日。

三月十七日，因樵采限额已满，三百余名持械夺门的饥民被弓弩手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