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 庞玉镇压僚人叛乱（1 / 3）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十二日，朝唐朝廷任命左武候大将军庞玉为梁州总管，命其率军讨伐集州僚人叛乱。

公元619年正值李渊建唐第二年，中原尚未完全统一，窦建德占据河北、王世充控制洛阳，而西南边疆的稳定关乎关中腹地安全。

梁州（今陕西汉中）作为&0t;北瞰关中，南蔽巴蜀&0t;的战略要冲，《读史方舆纪要》称其&0t;得梁州则蜀门洞开&0t;，此时集州僚乱直接威胁汉水粮道，更可能引连锁反应。

在此背景下，朝廷任命左武候大将军庞玉这等宿将出镇，实为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举措。

集州，即今日四川南江县，作为川地东北地区的重要历史地理单元，其展轨迹深深镌刻在秦巴山地的褶皱之中。

这片位于今四川南江县境的古老地域，自南北朝时期建制以来，便以独特的地理格局书写着边地文明的演进史。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的政区改革中，原巴州改置为集州，治所定于难江县（今南江县），这个坐落在米仓山南麓的行政中心，自此成为连接汉中与巴蜀的锁钥之地。

群山环抱的地势造就了&0t;七山二水一分田&0t;的独特地貌，其&0t;山如剑戟，水似游龙&0t;，险峻地形既孕育了壮丽的自然景观，也塑造了陆路时代&0t;栈道连云&0t;的交通奇观。

在历史的长河中，集州的行政归属历经沧桑变迁。

唐武德元年（618年）复改为巴州的建制调整，折射出初唐政权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路；宋元时期随着羁縻政策的深化，这里成为土司制度与流官体制的交汇前沿；至明清&0t;改土归流&0t;，曾经的边陲要地逐渐融入中央集权体系。

尽管行政区划名称更迭不休，但南江区域始终保持着当地地域核心地位，正如清代《南江县志》所述：&0t;虽名号数易，然控扼米仓之道未改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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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的人文肌理中，流淌着巴文化的古老血脉。

南江民歌《月儿落西斜》的悠扬曲调里，仍可捕捉到古巴人&0t;锐气喜舞&0t;的遗韵；正月&0t;赶场&0t;习俗中保留的以物易物传统，依稀可见古代僚人&0t;日中为市&0t;的风貌。

散落在光雾山深处的宋代摩崖造像，将佛教艺术与巴地图腾巧妙融合；明清时期修建的牟阳古城遗址，城墙条石上深深浅浅的凿痕，默默诉说着&0t;秦关蜀门&0t;的军事往事。

更引人注目的是近年现的汉代崖墓群，以及重庆涪陵小田溪战国巴王墓出土的&0t;虎钮錞于&0t;（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后汉书》记载的&0t;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0t;的巴人信仰遥相呼应。

米仓古道青石板上的马蹄印，集州古城墙缝中的箭簇痕，共同编织成跨越千年的文明图谱。

当现代考古工作者在成都青羊宫遗址出土的青铜戈、郫县独柏树出土的铜印章时，这穿越时空的文物，更让今人得以触摸那段&0t;栈阁连天际，商旅接踵行&0t;的辉煌岁月。

从南北朝烽烟中的军事要塞，到茶马古道上的商贸节点，集州的历史变迁恰是中国边疆治理史的微观缩影，在群山回响中诉说着文明融合的永恒主题。

僚人作为古代百越后裔，其活动范围横跨云贵高原与川陕交界地带，形成独特的山地文明体系。

《魏书·僚传》记载&0t;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0t;，《周书·异域传》记载&0t;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所在皆有&0t;的记述，揭示了这一族群在西南地区的广泛分布。

其文化特征鲜明，采用&0t;竖棺埋之&0t;的悬棺葬俗